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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与古汉语为什么“姑苏”“无锡”含义难解

中国方言众多，但是各方言的使用人口却千差万别。其中使用人口第一多的官话，其使用人数高达8 亿以上，分布范围包含中国整个北方和西南地区，而东南地区的方言一般只占一省之地，偏于一隅。在这些东南部的方言中，以分布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吴语的使用者数量最多，达到 7000 万人以上。

由于现代吴语的分布地区大致在长江南侧，与江北的江淮官话可谓划江而治，正应合曹丕“天设长江所以限南北”的老说法。因此吴语在本地被认作江南话，以和被称作江北话的各类江淮官话区分。在老一辈吴语人眼中，语言上的分隔远比地理上的分隔更为重要，南京和镇江虽然地处江南，但由于居民主要说江淮官话，因此南京人和镇江人也被认为是“江北人”。

众所周知，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这样的一个地方居然说一种和全国主流迥异的方言，可说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汉语是一种发源于中国北方的语言。整个夏商时期，中国历史都是围绕着今属河南、山西西南、河北南部、陕西东部和山东西部的中原地区转。江南地区在那时属于遥远的边鄙，不入中原人的法眼，主要居民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人群。

称“百”，自然是说明这个族群的多样性。不同的部落，其文化、发展状态都千差万别。其中分布于今天浙江的一支发展较快，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结构。这也就是后来的“越国”。

根据传世文献记载，越国是个在所谓的夏朝时代就存在的古国，到战国被楚国灭掉时已历经1600 年。这个长寿小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在其北面的吴国。

吴人称自己的祖宗是在周朝时因不愿与弟弟争夺天子之位而从陕西北来的周朝宗室成员泰伯，故事虽精彩，但却令人疑窦丛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泰伯要从陕西安全跨越整个中原落脚江南并成为当地部族领袖，实在不是件能轻易办到的事。传世吴国世系中历代吴王更是有“彊鸠夷”“熊遂”“屈羽”“颇高”“句卑”之类显非汉语的名字。泰伯奔吴之说很可能是后来的吴国王室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捏造出的一个神话，这种冒认北方贵胄祖宗的戏法在吴语区乃至整个南方后来还将不断上演。

当时吴越地区通行的语言以现有的资料并不能完全复原，但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吴越的部分王室成员似乎汉语相当流利，和中原诸国交流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困难。吴国的延陵季子更是饱受中原饱学之士的赞誉。

但这完全不能表明当时的吴越民众已经在说汉语了。《越绝书》中有一篇叫作《维甲令》的记录，大致意思是越王勾践督促越国民众厉兵秣马，准备迎战：

维甲　赤鸡稽繇也　买仪尘　治须虑　亟怒纷纷　士击高文　习之于夷　宿之于莱　致之于单

可以看出，即使其中一些词句已是汉语，《维甲令》中大量语句依然令人难以理解，里面越人谓船的“须虑”之类的词，显然只是音译。

其实，江浙地区司空见惯的地名中往往也暗藏这种玄机。比如姑苏、无锡、余杭、盱眙、余姚之类的江浙地名与大兴、汴梁、曲沃、咸阳、长安、洛阳之类的中原地名相比，会让人感到格外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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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名都是古越语的地名，在吴越地区彻底汉语化后，地名却顽强地存留了下来。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如今天的东北地区几乎完全汉语化，但哈尔滨这种来自满语的地名仍然得到保留。

根据语言学家郑张尚芳的解释，无论是《维甲令》中的怪词，还是今天江浙的各种怪异地名，实际上都可以在泰语等侗台语言中找到根源，如“须虑”为船，与泰语的船/rɯa/相合；而姑苏则含有令人称心的意思。

今天以产小龙虾出名的盱眙在上古时代也属于吴越文化圈，而盱眙两字意为善道。无锡则更为传奇，“无”上古音是 ma，其实即为侗台语“巫”的译音，而“锡”通“历”，锡山即为历山，因此无锡的名字有“历山之巫”的含义。

就此看来，恐怕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大体情况，是至少上层已经有人可以说很好的汉语，而民众则继续操着百越自己的语言。吴越贵族操的汉语仍与现代吴语并无直接传承关系。

经过秦朝和两汉的发展，吴越地区的汉化程度越来越深。居民已经开始整体转用汉语，百越语言只在地名和某些词上有所保留，如温州话把柚子称为/pʰɜ/（㯱），即为越语遗迹。两汉之交王莽下令把无锡改为“有锡”，则充分说明无锡的本义已经被人彻底遗忘，王莽不知其本义，故做出此等糊涂事了。

但是此时江南地区的汉语仍然和中原地区的汉语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这时的江南汉语与其说是现代吴语的祖先，还不如说是现代闽语的祖先。而真正为当今的吴语打下牢固基础的，其实是发生在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

永嘉南渡对吴语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南渡过程中，大批北方家庭南下，定居于设置在江南的各侨郡侨县，如在今常州地界设置的南兰陵郡，便安置了从山东兰陵南下的避祸难民。就如今天大量涌入长三角地区的人士对当地语言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样，永嘉时期南渡的大量北方人也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汉语的发展。

与今天的外地人往往处于社会下层不同，南下北人中有大量的士族家庭，其政治文化地位更高于江南土著，因此他们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说当时中原汉语的群体。这些家庭往往力图避免江南地区“语音不正”对家庭年幼成员的影响，来自山东琅玡的颜氏家族就是典型。

《颜氏家训》的《音辞》篇着重强调了正音的重要性和颜氏家族对正音的执念，所谓“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南下士族的语言并没有受到迁入地太多影响。

由于当时北方不断动荡，语言变化剧烈，到了颜之推的时代，南下士族的语音已经比留在北方的人保守不少，其“正音度”更胜中原。故而颜之推会有“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之叹，只是毕竟寓居江南日久，小范围的“南染吴越”总是难以避免，譬如《颜氏家训》中提到“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不分”，即 dz/z 不分，这种特征在今天的不少吴语中仍然存在。

永嘉南渡过去几百年后，当年的南渡士族带来的中原语音渗入下层，把江南地区的汉语彻底洗刷了一遍，原本的江南汉语就此退出江浙地区。江浙地区的语音和中原语音的距离因此才拉近了不少。

到了唐宋时期，今天的吴语区长期处于一个行政单位内，唐朝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江南道拆分后，今天的吴语区几乎全部属于江南东道。到了宋代，吴语区又被划入两浙路，只是这次南京被划入了江南路，埋下了南京和吴语区分道扬镳的伏笔。

在此期间吴语区语音变化的速度仍然比中原地区慢得多。陆法言的《切韵》本来是以中原汉语为基础，但到了唐朝后期李涪居然写出一本《刊误》指斥其“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

李涪之所以产生如此误解，主要原因是《切韵》中的浊音上声字和浊音去声字如道和盗分得很清楚，而在中唐以后，这两类字在北方话中逐渐合并。《切韵》当中不少能分的韵母，如“东”“冬”，虽在当时的北方汉语中也已合一，但江南地区的语音更加保守，仍然能分，加之陆乃是江南著姓，所以竟让李涪误以为实际上出身代北的汉化鲜卑人陆法言是在用吴音著书了。

吴语保守的面目一直维持到了明朝。明朝早期昆山地区的地方韵书《韵要粗释》显示，当时的昆山话-m、-n、-ng、-p、-t、-k 六个中古汉语的辅音韵尾一应俱全，和今天的广州话一样。加之吴语声母向来保守，保留了中古汉语塞音声母的三分格局。

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的话，今天吴语就会当仁不让地可称是保留了最多古汉语语音的汉语方言，北方人更无从嘲笑江南人分不清前后鼻音了。只是在这关键时刻，吴语区一直以来的文化中心苏州发生了重大变化。

明朝冯梦龙记载苏州民歌的《山歌》表明当时的苏州话已经发生了剧烈的音变，-m、-n、-ng 开始混而不分。山歌中经常出现-im（如金）、-in（如斤）、-ing（如经）混押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保守的文人看来简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明朝流行昆曲，昆曲相当讲究收音到位，昆曲中心苏州发生这种严重影响收音的音变让明朝绍兴才子徐渭感叹：“吴人不辨清、亲、侵三韵。”彼时这个新音变波及范围其实不大，当时苏州附近的常州和绍兴都还能分清区别。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苏州在江南地区的文化核心地位，很快各地吴语全都走上音变快车道，自此吴语和北方话的距离再次越拉越大——这次不是北方变得快，而是吴语一骑绝尘了。

随着吴语在明清时期的快速音变，现代吴语的各项特征开始形成，如韵尾模糊、元音数量多等等。同时，北方话也在继续给吴语施加影响，如上海话“人”口语说“宁”，但是在人民一词中则读 zen。不过，此时吴语在江南地区已经根深蒂固，北方话的影响比起永嘉南渡时的彻底清洗已经可谓极为有限了。

上海话是怎么取得江南地区的霸主地位的

苏州永禁滩簧碑。乡民热衷滩簧，不喜昆曲一向令地方官极为头疼

1851 年，广东花县的落魄书生洪秀全纠集了一帮客家乡勇，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开始，而在数千里之外的吴语区，却似乎一切照旧。虽然盛清的光辉已经渐渐过去，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上海在列强逼迫下被迫开埠，但是对于多数江南居民来说，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农民和市民仍旧各司其职，富裕的士绅阶层仍然努力在随着人口增长难度越来越高的科举考试中试图出人头地，而官府则忙于应付日常事务，譬如如何对付日趋流行的滩簧之类。

没有人会想到，在接下去的十几年中，这场当时看似不值一提的一场运动会席卷整个江南，并对吴语的发展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851 年，经过盛清时期人口的大规模扩张，全国人口大约为 4.336 亿。而江南地区人口尤其稠密。在江南诸多市镇中，居于顶端的则是苏州城。据估计，当时苏州府城的人口超过一百万，可与首都北京相匹，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性大城市。苏州文化的繁荣更是趋于巅峰，一地的状元进士人数甚至可以和西部许多省份相匹敌。苏州制作的工艺品更是远销五湖四海，各种流行风潮也从苏州扩向四方，时人称许道“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至今四川地区仍然把洋气称作“苏气”。甚至连苏州人都成了被争相哄抢的紧俏商品——其时苏州有一个特殊产业，正是贩男鬻女供远地人作姬妾或伶人等用。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 年），为了给母亲庆祝七十大寿，乾隆皇帝在远离吴语区的北京特意仿造苏州的街景，从万寿寺到海淀镇修建了一条长达数里的商业街。该条商业街效仿江南风格，五步一乐亭，十步一戏台。皇帝又从苏州选来一批商人在此经营店铺，一时之间吴侬软语响彻该街，这条街也就是现在海淀区的苏州街。

苏州极高的经济文化地位为苏州话在吴语区乃至全国的流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苏州旁边的松江府在明朝时语言方面尚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到了清朝则演变为“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苏州一时风光如是。

在戏曲行当，苏州话的地位则更加崇高，甚至有“四方歌者必宗吴门”之说法。虽然昆曲自始至终是一种用官话演唱的戏曲，但是丑角念白则大量使用苏白，同时遍布全国的文人曲家在传唱昆曲时也多多少少带上了苏腔。

其时，吴语人口在全国仅次于官话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4%，远远超过其他南方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的部分吴语文化地位更是远非其他南方方言可比。不过，大灾难已经在酝酿当中了。

太平军自两广起兵后逐渐北上，1852 年，太平军占领湖北湖南两省。由于两湖地区位于长江上游，顺江而下自然就成了太平军的进军选择。1853 年，沿江东进的太平军攻克安庆，并占领南京。南京虽然自身并不在吴语区范围之内，但是作为东南重镇一直是江浙西部的屏障，南京的陷落使得全江浙人心惶惶。

自此太平军时时袭扰江浙地区，江南各地纷纷组织团练试图阻止太平军进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江南腹地并未遭受毁灭性打击。不过，事情终究朝着坏的方向发展了。1860 年，李秀成率军东进，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李秀成部陆续攻克常州、无锡、苏州。时任江苏巡抚徐有壬采取坚壁清野策略，纵火烧毁了苏州繁华已久的阊门外商业街，苏州作为主要商业中心的地位被永久性地毁灭。1861 年，太平军又攻占杭州，战事几乎让杭州全城居民死光，宁波、台州等浙东都市也先后陷落。

旷日持久的兵燹之祸对江南吴语区的一切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1851 年，江苏省总人口 4430.3 万，苏南、苏北分别为 3269.6 万和 1160.7 万，战后苏南人口减少了 1830.9 万，苏北增加了 208.9 万，自此吴语失去了江苏省第一大方言的地位。几乎全境都操吴语的浙江人口则由 3127 万减至 1497 万，浙江所有州府除温州府外人口统统剧烈下滑，其中湖州府更是由近 300 万跌至不足 10 万。

吴语区除了人口骤减外，地盘也缩小了不少——战后江南地区赤地千里，官府组织了不少垦殖移民以填充损失的人口。这些移民往往原籍非吴语区，在一些人口损失特别严重，移民数量特别多的地方，更出现了“喧宾夺主”的现象，吴语在日常交际中的地位让位给了移民的方言。

这种现象在皖南各地特别明显。太平天国战后皖南大片吴语区缩小，今天更只限于泾县等少数几个县。而本来地处江浙腹地的金坛由于人口灭杀严重，今天县城和西半部已经多说江淮官话，只有东半部仍然说吴语。

苏州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受的祸害尤其严重，经济虽然后来有所恢复，但是苏州引领全国风雅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吴语区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各地方言也纷纷发生重大嬗变，如宁波话早期记录和20 世纪初的记录就已经相差不少。

如果说在江南竟有因太平天国运动而“受益”的，那非上海莫属。战争期间大量江浙两省的富裕绅民和平头百姓纷纷涌向相对安全的上海租界避难。虽然太平军一度也试图进攻上海，但是终究没能战胜洋枪大炮。

上海开埠早期租界内有大量闽粤移民，大批迁来的江浙移民不但重新巩固了上海当地的吴语，同时让本就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上海得到迅速发展。上海取代了苏州和杭州，成为了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很快，上海的商贸就超过了千年商都广州。

大批迁徙而来的江浙移民对上海方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本属松江府，当地的吴语和松江府其他吴语一样，由于地处偏僻一向较为保守，但是大批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上海话和周围松江府的吴语的连续性。

移民在学习和自己方言比较相近的另外一种吴语时往往会带上自己的口音。虽然苏州已然衰落，但由于苏州在历史上具有比较崇高的文化地位，苏州口音仍然有着较高的权威性质，新形成的城市方言上海话也受到了苏州话的强烈影响。

最能体现苏州话影响的是南、贪等字，这类字的韵母在松江府的吴语中本来读作e，1853 年上海开埠不久后传教士记载的资料中也是如此表明的。但是到了 20 世纪初期，上海话中出现了两派并行的状况，一些人读近苏州的 oe，一些人仍然读上海本来的 e，两派人互相说对方上海话不地道，带有“浦东腔”或“苏州腔”。如今经过百余年的演变，oe 派已经大获全胜，市区居民的上海话已经极少有 e 的读法了。

江浙移民融合形成的上海话发音相对简单易学，又由于上海的急速发展，到了20 世纪初期，已经具有江浙一带“普通话”的地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研究中就曾提到，当时常州人和无锡人见面时往往双方都说上海话，尽管常州话和无锡话其实本就能够互通。

不过上海话的强势终究是昙花一现，现代以来江浙地区始终没能出现如香港那样对外有巨大影响的吴语文化生产中心。上海电影虽然也一度兴盛，但是拍摄始终采用普通话。吴语更是从教育领域全面撤出，以至于如今一些人甚至看不惯写“上海人”而偏要写“上海宁”。在南方主要方言中，吴语的前景实在不妙。

乐观的角度看，虽然吴语未来可能会被普通话取代，但是江南仍将是人文荟萃，千载繁华之地——只是那时所谓“吴侬软语”就只能依靠人们自行想象方知其中真味了。

无锡人钱穆为什么一辈子说苏州话

1895 年 7 月 30 日，钱穆先生出生于无锡荡口鸿声乡七房桥。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四大家吕思勉、钱穆、陈寅恪、陈垣中，钱穆先生最为高寿，又旅居物质条件较好的台湾。相比其他三位大家只留下文字著作，钱穆先生还留有一些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片段。在这些珍贵的视频片断中，讲述自己对传统文化传承看法的钱穆先生，操的是一口江南方言。

钱穆虽然是无锡人，口音却像苏州话。身为钱穆无锡老乡的许倬云先生在纪念钱穆的文章中提到宾四先生口音时曾说：“他的口音比较偏于苏州方面。也许因此，他怀念的是苏州，而钱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苏州的西山。”

钱穆先生本是无锡人，又曾在常州接受教育，年少时并无长期居住苏州的经历，他是如何染上苏州口音的呢？

不平衡的“苏锡常”

江苏省因省内经济文化差距较大，地域之间严重不平衡，在网上甚至被调侃为“内斗省”。在这个“内斗狂热”的省份，方言和文化基本分为三个大块。

徐州一带和山东、河南类似，从淮河流域一直到长江以南的南京和镇江以江淮方言为主，最靠东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则是吴语“坚定的北方堡垒”。虽然苏锡常三市偏居全省东南角，人口也并不占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经济文化地位，在竞争中可谓独占鳌头，处在链条的顶端。

同属吴语区的苏南三市文化接近，互相往来频繁。虽然现代方言学者把常州话划为毗陵小片，把苏州话和无锡话划为苏沪嘉小片，但是苏锡常方言的相通度仍然非常之高。江苏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度曾有热门节目《江苏方言听写大赛》，来自苏锡常的选手一般均可轻易听懂另外两市的方言，而其他市的选手则视苏锡常方言为畏途。与之相比，常州人要想听懂同属所谓“毗陵小片”的丹阳话、通东话反而更加困难一些。

不过，苏锡常方言的势力可并不那么平衡。以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实力看，苏南三市大概是苏州强于无锡，无锡强于常州。而在90 年代苏州经济崛起前，无锡是不折不扣的苏南第一大城市，但从方言分布看，无锡话的地位可远远没有这么风光，恰恰相反，无锡话在苏南可谓是相当弱势的方言。

从分布范围来看，常州话分布于原武进县全境、江阴的西乡、金坛的东乡、宜兴北部、丹阳东部、无锡西部。而苏州话分布范围也基本覆盖原吴县（除最北部），无锡东乡大片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县市最靠近苏州的地方。

已经可以看出，无锡话非但在外县鲜有分布，甚至于无锡本县也分别被常州话和苏州话咬掉不少地盘。不光如此，无锡话甚至在和常熟话的竞争中也落了下风，无锡东北部的部分乡镇说话就带常熟腔。

所以钱穆先生说苏州话毫不奇怪，鸿声正好处于无锡的东部，当地的方言本来就带苏州腔。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无锡，方言却格外弱势。

无锡话为何弱势

语言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物事，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有向中心城市靠拢的趋势，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南地区的中心绝对是苏州。今天苏锡常三市虽然存在实力上的差距，但是大体而言三市市区相差并不算悬殊。不过在古代，苏州城的地位则远远高于无锡常州。

苏州的城市规模相当巨大，太平天国以前，苏州城市人口高达百万以上，与之相比，清朝常州城的人口顶多超不过20 万，无锡城情况也类同。苏州不但是繁华的商业都市，同时也是富庶程度数一数二的苏州府的府城，非但如此，当时统领江南精华之地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仓州的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苏州在相当程度上可算作江苏的省会。如此多的有利条件叠加，苏州话的地位日益高企是可以预料的结果，在极盛时，苏白作为四大白话之一不但被人写入文章，甚至影响到了北京——虽然昆曲理论上说不应该带苏腔，但北京昆曲界的念白读音就受到了苏州的影响。

在遥远的地方尚且如此，在地理相近的江南各地，苏州话更是有着极大的权威，对各地方言都有巨大的影响，江南民间普遍认为苏州话“好听”正是这种地位的体现。19 世纪后期的常州话本来越/欲不分，均读“越”，但在苏州话的影响下分了出来。而对于近邻无锡，苏州的影响就更加大了——旧无锡话中家音类“姑”，和常州较为接近。但是后来在苏州的影响下，无锡变得和苏州一样“家”“街”同音了。

在文化界，苏州的影响至为明显。锡剧本脱胎于常州滩簧和无锡滩簧，普通话读ou 的韵常州无锡两地普遍读 ei。但是锡剧在碰上这种字的时候很多演员会刻意模仿苏州 eu 的读法——这样的处理方法实际上拉远了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但是带上这么点苏州腔调就往往会被认为更加“高雅”。文化人甚至以带苏腔为荣，如常州话本能分雪/息、春/村，但是有些常州的文人说话时却会模仿苏州口音，故意把这两组字读成同音。

由于人们对苏州心驰神往，离得近有模仿条件的，如无锡东乡就干脆变成了苏州话的地盘，也无怪乎钱穆先生连埋骨之地都一定要选择苏州了，甚至世代居住北京、出身皇族的红豆馆主也在遗嘱中嘱咐家人将他葬于苏州。

相比苏州，常州自然没有那么神圣的地位，但在近代以前，常州一直是常州府的驻地，而无锡则为常州府下辖的一个县。虽然在清朝由于运河淤积等原因，无锡在经济上渐渐超过常州并最终于民国时期脱离常州，但是在文教方面则仍然长期倚重千年府城。钱穆先生虽然出生在无锡东乡，和常州的距离远远远过苏州，但是仍然在1906 年选择入读常州府中学堂。另一位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时任该校老师，常州文教之盛由此亦可见一斑。要等到无锡彻底脱离常州府后，无锡人才才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景况，如出生稍晚的无锡名人钱伟长、钱钟书、杨绛等均在苏州接受教育。

长达千余年作为常州府属县的历史改变了无锡西乡的方言地理，常州话就这样涉入了无锡的西乡。同样都是县，作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苏南巨县的方言，常熟话相对无锡话也表现得更加强势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随着无锡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升高，在近百年中，无锡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扭转了相对周边方言的弱势地位。无锡境内传统上讲周边方言的地区的年轻人有不少逐渐带上了颇有特色的无锡腔，假如不是普通话介入的话，钱穆先生老家的乡音变成道地的无锡话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

粤语真的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吗

一次饭局上，某香港知名演员被同桌湖北女生对粤语的轻慢态度激怒，不但当场教育她中国古代唐诗宋词中很多词语至今还在粤语口语中有所保留，更是在微博上写文章力挺粤语，从而引发轩然大波，一时间响应者甚众：有人说普通话才是“胡语”，粤语被“联合国承认定义为语言”，唐诗要用粤语读才妥当……粤语“没文化”立马成为了“政治不正确”言论。

然而如果刨除争论者对于自己母语的感情因素，他们的论据实在可谓是错得离谱。

从侗台南越到华夏广东

对于生活在北方的很多中国人来说，粤语所在的两广地区一向是一片“天南蛮荒之地”。华夏人起源于现在的中原地区，就算是东周时期控制了南方广袤疆土的楚国，也没能对两广施加太多影响，上古时期的两广地区对当时的华夏人而言是一块极其陌生的区域。

秦朝南征，才将岭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正定，随秦军南下的赵佗后来更是成为南越王。汉语也由此被大规模带入岭南地区。

然而此时的岭南只有番禺（今广州）等几个城市才有汉语区分布，城外则是大片大片的俚人、僚人地区。无论是俚人还是僚人都是说侗台语的人群，上古时期他们广泛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区，春秋时期著名的吴国、越国皆为他们所建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侗台人群的分布区域逐渐南缩西移。原本是侗台人分布核心地区的江南在先秦基本完成了汉化，岭南则成为侗台人新的核心区域。

广东一带俚人分布尤其广，粤西从茂名到雷州半岛的地盘基本都是俚人的乐土。俚人首领地位崇高，如南北朝时著名的俚人女首领冼夫人，就与统治岭南的世袭汉官冯氏联姻并征伐海南，将其再次纳入中国版图。

此时的岭南和当时的朝鲜、越南北部颇为类似，城市中的华夏移民讲汉语，而人口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土著居民则在受到汉语影响的同时仍然使用本土语言交际。从后来朝鲜和越南的发展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下只在少数中心城市才有人运用的汉语很难生存下去——在朝鲜和越南土著语言受到汉语重大影响的同时，当地汉语却逐渐绝迹。而这种由秦朝移民带入两广的汉语，也确实并非当今粤语的祖先。

进入中古时代以来，中国对岭南的统治较为稳固。虽然偶有南汉之类的割据政权，但是岭南地区始终被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一部的岭南距中原实在太远，隋唐时期中原人对岭南人的歧视几乎不加掩饰。禅宗六祖慧能在初见五祖弘忍时，身为高僧的五祖竟然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五祖作为高僧大德，本应知道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但是歧视岭南人的风气根深蒂固，以至于竟无意失言。而六祖慧能以“佛性无南北”巧妙地避免了出身问题，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语音不正”。

事实上，六祖慧能虽然出生于新州（今广东新兴），但是祖籍却是河北范阳，家在岭南不过一两代人，就已经语音不正遭人歧视了，可见当时岭南与中原的差别之大。

唐朝岭南文化发展水平还可从五代割据岭南的南汉政权的一次嫁女事件中窥得蛛丝马迹。

公元925 年，统治西南的大长和国骠信郑仁旻派遣弟弟郑昭淳以朱鬃白马向南汉求婚。大长和国本是南诏权臣郑氏家族篡位所得，得国不正，因此亟须中国公主以固国本。然而，作为西南边民，大长和国并不十分被南汉君臣待见。因此，南汉提出要郑昭淳和南汉群臣共同赋诗以检验其文化水平，结果却让所有人始料不及。

南诏人虽为西南乌蛮白蛮出身，但向来汉文化水平极高。大长和国继承了南诏传统，郑昭淳赋诗水平竟远为自诩中国的南汉群臣所不及，场面十分尴尬。最终南汉将增城公主和亲至大长和国，可惜公主不适应高原气候，很快病殁。

在整个北宋时期，岭南的状况仍然和之前没有太多改变，虽然岭南人口增长较快，但并无太多移民进入，这主要是土著人口迅速增长所致。

南蛮鴂舌还是中原正音

诡异的是，到了南宋时，朱熹却说：“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作为博学硕儒，朱熹显然不会信口开河，莫名其妙地赞赏岭南人的语音。这是因为此时岭南语言和唐五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边陲“獦獠”之语变成较标准的语音代表了。

发生这一显著变化的原因要归结于南宋时期大规模进入广东的移民。广东人向来有“珠玑巷”的祖先传说，即自家祖上经南雄珠玑巷迁入广东其他地区，而南宋也确实是移民蜂拥进入广东的时代。这些移民绝大多数进入今天广东中部的广府地区，其中又以定居广州及周边各县的为主。据可考的宋朝珠玑巷移民入粤家族资料统计，香山县得四十九族，南海县得四十六族，新会县得三十一族，广州城得十九族，番禺县得十二族，东莞县得十族，其余各县均在五族以下，今天的客家地区和潮汕地区则一族都没有。

大量迁入广东的新移民来源极其多样：以今天江西河南为主，兼有湖南、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地。除了将岭北汉语带入，杂乱的移民来源使新入粤移民更倾向于以当时的标准语作为自己的日常语言，一种接近中原晚期中古汉语的新方言就此在广州附近形成。

大批移民不但带入了新的语言，同时也加速了岭南的汉语化进程，在之后的几百年内，广东地区居民基本变成了全盘说汉语。新形成的粤语区不但占据了广东中西部的大片地区，而且沿着西江西溯广西，抵达梧州、南宁、玉林、贵港等广西重镇。今天的粤语绝大部分特征并没有超出宋朝晚期的中古汉语范畴，少数存古特征如能区分泰韵和咍韵则是受到了移民源头的南方汉语影响，层次相当单纯，和早已分化形成的南方汉语如吴语、闽语在存留中古以前汉语痕迹的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粤语区在两宋成型后始终处于相对与中原地区隔绝的状态，并未遭遇近古时期以来的各种战乱动荡影响，粤语这种由两宋时期汉语南下形成的方言后来的演化远比北方的汉语慢。金元以来，北方话经历了入声的合并与消失，韵尾-m 并入-n 等诸多重大音变，不少本来押韵的诗词由于语音的变化韵脚变得不那么和谐。与此相比，粤语虽然也经历了诸多音变，然而其韵尾变化远比官话保守，至今仍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六个韵尾。韵母虽然演变幅度较大，但是很多情况下押韵情况仍然比官话保留得好得多，尤其在押入声的诗词中，如杜甫的名诗《佳人》韵脚字为谷、木、戮、肉、烛、玉、宿、哭、浊、屋、掬、竹，普通话有 u、ou、yü、uo 四种韵，而粤语中所有韵脚字韵母均为 uk，押韵近乎完美。如果说粤语保存了不少古汉语的语音，那也主要是两宋时期的中古晚期汉语，和南北朝到唐中期的典型中古汉语已经有了不小的区别。

粤语是否是古汉语标本

在各种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包围影响和自身的演变下，粤语也远远说不上是一尊古汉语的活化石。

粤语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词汇，这是事实，但是同时粤语的不少词汇来自侗台语。广州话“这”说成 ni1，一般广东人会将这个意思写作“呢”。这个词在其他汉语方言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但是和壮语、泰语的近指代词却极为相似，可确定同源。

从语音上说，当今的广州话并非八个声调，而是九个声调，本来的阴入调依据元音长短分成了上阴入和下阴入。这种现象在汉语其他方言中非常罕见，但在侗台语言中则是司空见惯，以至于有的侗台语由于长短分调声调有十三个之多。

南迁后千年的演变也让粤语语音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还原古诗的押韵情况。如家喻户晓《锄禾》诗中韵脚字是午、土、苦，中古汉语三字韵母都是uo，普通话三字韵母皆变成了 u，但粤语三个字分别读 ng、tou、fu，完全不押韵。

土在百多年前的粤语中本和普通话一样也读tu，至今一些广东乡下和广西的粤语发音依然如此。但是广州话在近一百多年产生了 u>ou、i>ei、yü>eoi 的音变，由于并非所有声母后都有这样的音变，因此许多本来押韵的诗歌就由于这个小小的音变也就变得不押了。可以看出，通过诗词押韵来推测一种方言是否“古老”有多么不可靠。事实上，与清朝初年广东韵书《分韵撮要》对照就可以发现，粤语仅在近几百年间发生的音变就已经不少了。

作为一种在天南之地发展了一千多年的汉语分支，粤语承载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也隐藏着广府族群南迁并融入当地历史的线索。说这样一种语言“没文化”纯属想当然的呓语，只是反驳此类言论时可能要注意，因为粤语恐怕也不比其他方言“有文化”多少。

为何唯独粤语能与普通话分庭抗礼

比起其他方言，粤语不可谓不生猛。广东省电视台的不少频道直接用粤语播报，节目从新闻到电视剧应有尽有，广州的地铁也要用普通话、粤语、英语轮番报站。与之相比，另外一座南方大城市上海，其方言就可怜多了，电视上只有少数娱乐导向的节目如《老娘舅》使用沪语，而在地铁上加入上海话报站的提议更是多次以时间不够等理由被拒之门外。

中国方言众多，何以唯独粤语能兴旺发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普通话分庭抗礼呢？

粤语白话文如何书写

但凡一种语言想要上位，有书面形式至为重要。历史上中华文化圈长期把以上古汉语为基础的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虽然唐朝以后白话文开始发展，但它主要还是应用于非正式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各类其他方言仍然处在可说不可写的窘境中。

诸种南方方言真正进行书写上的尝试是到了清朝后期才开始大规模出现的。而在为数众多的方言入文尝试当中，粤语凸显出一项巨大的优势——书写容易。

粤语分布于整个汉语区的最南端，远离中原。但是它除了吸收过一些当地土著词汇以外，在其他各方面都堪称规整。

语音上，广州话能分中古汉语的六个辅音韵尾，四声各分阴阳，也极少有吴闽方言保留的中古早期甚至上古汉语语音的特征，可谓是很好地继承了中古晚期汉语的特点。宋人已痛感“四方声音多讹”，朱熹却赞同“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他认为粤语音正，是因为粤音从中原正音中心所在地洛阳地区的洛音继承了许多特点。

词汇层面上，粤语虽然在谚语俗话方面极其丰富，但绝大多数都是汉语来源，只是和北方的用法不一样罢了。如北方人说“挑剩下的”，粤人则用“箩底橙”比喻；北方人说“叫人讨厌”，粤人则说“乞人憎”，找出正字书写完全不成问题。

西方传教士卫三畏在《汉英韵府》中甚至说宁波话中无字可写的土词多过粤语十倍。彼时西方传教士忙着创制各种方言罗马字用以传教——当闽南白话字、闽东平话字乃至苏州话《圣经》大行其道时，很早就和西方接触的粤语区却没有流行的粤语罗马字。就连教会的粤语教材仍旧老老实实地用汉字，试图避免改用拉丁字母书写容易遭遇的种种社会阻力。

粤语白话文就这样在晚清民国时期开始发展成熟，其中粤剧的功劳不可小觑。早期粤剧使用所谓的“戏棚官话”演唱，其音略近桂林官话，剧本也以浅显的文言写成。但是随着 20 世纪早期粤剧改革，唱腔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粤语，与之相应，粤剧剧本也有了书写粤语的需求，很多早期粤语白话文正是粤剧的剧本。

话虽如此，和官话白话文里面有不少于古无据的字（如“这”“什么”）一样，粤语中也存在一些难以书写的词语。

传教士为了传教热衷于学习方言，卫三畏的《汉英韵府》算得上一本大方言读音字典

相对官话白话文来说，粤语白话文创制比较仓促，显得有些粗糙。很多粤语字都采取“口”旁加上同音字或近音字的方法来充数，如咗、呃、嚟、喺、咁、哋等。显然，当年粤人对于考求其本字这样费时费工的行为没有多少兴趣，如粤语问“谁”的时候有种说法叫 mat1 seoi2，本字其实是颇为雅致的“物谁”，但通行的写法则是“乜水”，只是借了这两个字的音而已。

《分韵撮要》是粤语最重要的韵书之一，后来更是被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注音，编成《英华分韵撮要》，作者仍是卫三畏

饶有趣味的是，粤语白话字本身就能反映其历史不长的特点。例如“嘢”在广州话里说 je5，意思是东西，和野同音，但实际上这个词在 18 世纪以前的早期广州话里和野并不同音，它在粤西和广西的不少粤语里至今仍读 nje5，这恰恰说明了粤语白话文之“野”。

作为一种主要出现于非正式场合的文体，粤语白话文在使用上也颇为自由。当下粤港年轻人的粤语白话文中，不但cheap 之类的英语借词随处可见，就连早有约定俗成写法的“啲”都有不少人不写，而直接以 D 来代替，其懒惰程度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尽管粤语白话文始终有那么点野路子，也不常在正式场合使用，但到底让粤语有了相对成熟的书面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在正式场合，机智的粤人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用粤音读国语白话文，于是我们就听到在粤语歌曲《上海滩》中，是还是 si6，不是“系”；不还是 bat1，不是“唔”。这样一来虽然地道的粤语未必能上得厅堂，但是粤音则毫无问题。

香港粤语文化是如何在内地传播的

有了这样良好的基础，粤语只能说具备了成为强势方言的可能。但具备这种可能性的方言也不只有粤语一家，成都话、上海话等或多或少也具备一些这样的特质，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

粤语内部的方言差距并不小，距离广州没多远的东莞说的是莞宝片粤语，东莞人和广州人沟通起来就很费力。对于上海话而言，北到常州、南及台州的使用人群都能用其较为流畅地“轧山河”（即侃大山），而成都话的使用人群更可以在川滇黔三省大部分地区交流无碍。其实粤语之所以能发展到如今的地位，主要还是依靠香港这个“大杀器”源源不断地输出文化产品。

香港开埠不久，港人就采纳了粤语作为主要的交流语言，但是彼时一方面流行的文化产品如戏曲等很难大规模传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边陲小镇，香港并不具备输出文化产品能力。一直到“二战”以后，随着广播、电影、电视在中国的发展和香港自身地位的提高，香港的文化产业才开始了大规模外销。

当时香港吸纳了大量的内地移民，文化界尤甚，因此香港的传媒产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谓五彩纷呈，并不只是以粤语为主。除了粤语，当年香港广播电台还用闽南语、上海话、潮州话等方言播音。电影方面，由于国民党时期推行闽南语，1937 年后更是严令禁止拍摄以粤语片为代表的方言片。因此从上海南下，并占据香港电影产业大头的各电影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只拍摄国语片。

雪上加霜的是，早期粤语电影多以粤语长片的形式出现，粤剧长片尤其受到观众的喜爱。因为对那些钟情粤剧又囊中羞涩的观众而言，看粤剧长片既可以饱览大佬官们的风采，又比进戏院捧场看戏便宜得多。但传统戏曲由于节奏冗长，不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吸引力渐渐下滑。随着港人对粤剧兴趣的减弱，作为粤语长片顶梁柱之一的粤剧长片也慢慢走向衰落。

1968 年，由粤剧名伶任剑辉和白雪仙主演，投资 150 万港币，历时四年拍摄而成的粤剧长片《李后主》上映，虽然创下了当时的票房纪录，但终因成本巨大而亏损严重。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粤语电影一度近于销声匿迹，1972 年全香港甚至没有拍过一部粤语电影，粤语节目只是在电视上尚占有一席之地。

1967 年香港发生“六七暴动”，暴动后港英政府开始重视香港华人的文化生活，遂决定扶植以粤语为代表的市井娱乐文化，鼓励市民多赚钱少闹事，开开心心生活。在此期间，学校国语教育逐渐消亡，而上海话、潮州话等地方方言媒体也逐步关门大吉。进入 70 年代后，以粤语为母语的移民后代长大成人。粤语电影开始复兴，更被电视反哺，摆脱了之前粤语电影或是俚俗，或是粤剧片的套路。粤语也从一门地方方言彻底完成了雅化上位的过程，制作精良的香港电视节目更是饱受欢迎。

彼时的内地电视节目宣传味较浓，在趣味性、娱乐性上难以和香港电视节目匹敌。于是，珠江三角洲的居民纷纷借助地理优势架起“鱼骨天线”接收香港电视台的信号。粤地“鱼骨”林立的状况起初令人颇为不安，1980 年，《羊城晚报》甚至在《“香港电视”及其他》一文中声称香港电视乃是“心灵的癌症”。但从 1992 年开始，广东省电视网络正式转播香港电视节目，粤语电视节目就这样名正言顺地在广东落地播出了。

香港输出的电影、电视节目影响力非常大，几十年间，澳门本地的香山粤语被洗成了广州粤语，广东省内粤语区的群众也普遍通过电视学会了广州腔，甚至于客家、潮汕等地不少年轻人也学会了粤语，粤语在岭南的通达范围大大扩张，最终成为了在中国影响力仅次于国语的语言。

不过随着国家推广普通话力度的不断加强，广州媒体已然惊呼“好多广州细路唔识讲白话”（很多广州小孩不会说粤语），粤语的强势地位在历史上可能终究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象而已。

“蓝瘦，香菇”真的是南宁口音吗

“蓝瘦，香菇”突然成为流行语，蹿红速度之快堪比流感病毒传播，不少人言之凿凿，称这句话其实是带有南宁口音的“难受，想哭”。

如果把“南宁人”定义为南宁城里和近郊的本地居民，那么南宁人是绝对不会说出“蓝瘦，香菇”的。南宁作为一座规模不大的城市，其语言分布和历史演变复杂程度在中国城市中都堪称首屈一指。

当今的南宁城区本地方言以粤语为主，当地人俗称“白话”。南宁电视台有限的方言节目几乎都用粤语播放，然而，粤语在南宁的历史并不算久。

翻开广西语言地图，就可以发现南宁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南宁几乎在广西连片汉语区的最西面，它的北面、西面、西南面都被壮语区包围，只有东面和东南面才和壮汉双语区衔接。在这片汉语岛中，南宁城又是岛中之岛——南宁汉语岛以平话为主，而南宁城区则以粤语为主。

南宁今天贵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历史上却属于极其边远的地区。南宁唐朝时为邕州，虽然862 年岭南道分东西后邕州是岭南西道治所，但中原王朝对这片区域的控制力度一直较弱，汉人数量稀少，南方的交趾（越南）更是对邕州一带虎视眈眈。以至宋朝的广南西路治所向北迁移到桂州（今桂林），此后桂林作为广西首府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民国时期。作为广西南部中原王朝的主要据点，邕州下辖 44 个羁縻州。

1052—1076 年，邕州一带先后遭遇了侬智高起义和宋越熙宁战争，邕州两度沦陷，原有居民大量死难散逃，战乱平息后，邕州一带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语方言——平话。

平话的语音面貌和北宋官话有接近之处，有人认为其主要基础是邕州平乱后驻扎邕州的山东籍士兵带来的方言。从宋朝一直到明朝，南宁和其周围的大片区域都是壮语包围下的一个说平话的方言岛，南宁附近的壮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其读音也主要来自平话。

但是，南宁平话的地位到明朝却遭遇了挑战。

宋朝以来，南宁失去了治所地位，文化上长期受到桂林的影响，而桂林恰恰可谓明朝南方官话大扩散的关键节点。明清时代，桂林在岭南以官话纯正闻名，甚至广东人在北上考学为官之时都热衷于先去桂林学习官话，广东大戏（粤剧）也用近似桂林话的戏棚官话演唱，桂林在岭南的地位可见一斑。桂林和附近的柳州一起成为官话在两广地区的据点，官话在广西也借助了桂林的省会地位渐渐打开局面。

也正是从明朝开始，南宁城内的方言逐渐转向官话。明朝时只是南宁城的达官贵人使用官话，到了清朝，南宁城内已经转变为官话为主，平话成了郊区乡下人的标识。

南宁城当时的官话和现在的柳州话比较类似，属于南方官话的一个分支，和北方官话虽然差别不算小，但是沟通起来没有多大障碍。

南宁城虽然转说了官话，近郊平话和远郊壮话的局面却未发生改变。作为一座小城市，南宁城内人口不过几万，官话的根基不稳，清朝晚期，南宁官话又遭遇了和平话类似的命运。

晚晴时期，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商人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经商落户，南宁作为广西南部的重要中心和西江上的大码头成为许多广东人的定居地。这些说粤语的广东商人很快凭借他们的财富成为西江沿岸各重要市镇的优势居民，南宁城区的语言环境也相应开始改变。

清末民初，南宁城大概维持了官话和粤语人口各半的局面，而到了20 世纪 20 年代，粤语已开始占据强势地位。说官话的人改说粤语，南宁城的官话区域萎缩到老城区下郭街附近。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广东人西迁避祸更是加剧了官话和粤语之间的不平衡。

工尺谱发音桂林话读音广州话读音

合hohohap

士sisisi

乙yiyijyut

上sangsangsoeng

尺cecicek

工gunggunggung

反fanfanfaan

六liululuk

今天的粤剧已改用粤语演唱，但是工尺谱的读法袭用官话

抗战结束，粤语一统南宁的局面已经彻底奠定，一直维持到90 年代大力推广普通话为止，下郭街附近现在也只有少数高龄老人才会说官话了。

由于南宁的粤语是新近由广东迁来，因此和西江流域的其他粤语方言如梧州话一样，和广州话相似程度很高，跟广州南面的口音尤似，如南宁话八读bet（广州 baat），包读 beu（广州 baau）的特征在广州以南的番禺和佛山一些地方也能听到。相反，广西远离西江的地区的传统粤语方言就不大一样，如玉林话就和广州话有比较大的差别。

因此，可算作南宁话的汉语方言竟有平话、官话和粤语三类，对于一座规模不算大的城市而言，这是相当惊人的。

然而，不管是说平话、官话还是粤语的南宁人，都不可能说出“蓝瘦，香菇”来。这是因为要把“难受，想哭”说成“蓝瘦，香菇”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n、l 不分，二是把“哭”的送气声母 k 说成不送气的 g。

西南官话和粤语都存在不区别n、l 的现象，如湖北、四川、贵州的方言普遍不分，甚至桂林话也分不太清楚。然而，南宁官话却和柳州话一样，仍然能够将两者区分。

去过广州或香港的人一定对“雷猴”的问候不陌生。当今广州、香港大多数中青年 n、l 都会读成 l，所以“你好”说成 lei hou。但是 n、l 混淆在广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愈演愈烈，广州城内的老年人多数能分，脱离广东的南宁粤语 n、l 分得更是很清楚，绝不混淆。同样，南宁郊区的平话也是能分 n、l 的。

混淆送气和不送气声母对于一个南宁人而言，可能性就更低了。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汉语方言会丢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南宁粤语“哭”的声母甚至都变成了 h。

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只能是一个在说带壮语口音汉语的北部壮族人。壮语北部方言，即广西北部的壮语和贵州布依语在语言历史演变过程中都丧失了送气和不送气辅音的对立，他们的语音系统中不存在送气辅音，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也很容易把外语中的送气辅音说成不送气的。而在说汉语时用的这种口音，即为广西人所谓的“夹壮”。

广西所用的壮语，其标准音基础是南宁北面的武鸣县（今已改武鸣区）双桥镇方言发音，正是属于北部方言。因此从广西的壮文拼写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夹壮”口音的影响。如平果县壮文写作 Bingz goj（z、j 表示声调），甚至连本地壮语是有送气音的南部壮语的凭祥县壮文依然按照“普通话”写作 Bingz siengz。

但是大多数壮语方言能够区分n、l。因此，说出“蓝瘦，香菇”的人最可能是来自广西北部，不太能区分 n、l 的壮族人。他们既受到了北部壮语没有送气音的影响，说汉语时又带上了当地汉语 n、l 不分的特征。

对于几乎所有的汉语母语使用者来说，区分送气的k 和不送气的 g 都是轻而易举的，很难想象有人会连这么明显的区别都听不出来。那为什么在长期接触汉语的情况下，北部壮人说汉语时仍然会分辨不清这两个音呢？

以法语的gâteau（蛋糕）和 cadeau（礼物）为例，绝大多数来自非江浙地区，又没有学习过法语的中国人一般会觉得两个单词的读音很难分辨，甚至不少学习法语多年的中国人也会觉得难以区分。

这两个单词间至少有两处不同（g/c、t/d），对于法国人来说，能区分这两个单词可谓再简单不过，中国人却如此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法语中的 g/k、t/d 的对立是依靠清音和浊音的区别，这恰好是多数汉语方言中不存在的。因此，多数中国人听出 gâteau 和 cadeau 的区别有相当难度。而多数中国人对辅音送气与否的区分则非常敏感，所以送气不敏感的法国人说“想哭”时很可能会跟北部壮人一样说出“香菇”。江浙地区说的吴语则既能区分清浊又能区分送气与否（上海话冰、乒、平声母都不一样），虽然吴语的浊音和法语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听法语终究还是比其他中国人要占便宜得多。

这种听觉上的差异并非与生俱来的，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具备学习任何一种人类语言的潜力，婴儿父母是什么人、自身属于什么种族并不会影响他的语言能力。很多海外华人后代使用当地语言完全纯熟，他们祖先乃至父母来自中国并不影响他们完美地学会另一种语言。对0—6 个月的婴儿的实验也显示他们具备区分任何人类语言语音的能力。

婴儿能够区分任何语音，在成长过程中丧失这种能力岂不是非常可惜？

不同的人类语言所使用的音位有多有少，但都大大少于人类所能发出的所有音素。很多语音差别在一种特定语言中都没有实际意义，甚至同一音位常会有数种变体（如普通话的j、q、x 有人读音较接近 z、c、s）。对一个使用这种语言的个体来说，将不重要的语音差别归并可以大大提高处理语音信息的效率，而且在通用这一语言的环境下，这一归并不会造成任何误解。

反之，假如任何语音差别都被理解为实际的音位差别，就会对处理语音信息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多数汉语发t 的时候舌和口腔接触的位置比英语的 t 稍前一些，但就算发成英语的 t，一般人说汉语时也会不假思索将其理解为汉语的 t，而对一个新生儿来说，这小小的区别却是潜在的重要区别，归并的能力要通过长期学习才能获得。

在现代社会，学习外语成了普遍存在的需求，遗憾的是，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已经被母语僵化的大脑在应付新的语音系统时常常力不从心。“蓝瘦，香菇”或许是所有痛恨自己僵化大脑的外语学习者共同心声的绝佳隐喻。

福建话不是中原古汉语孑遗

“你是哪儿人？”“我来自一个 H 开头的省份。”“湖北？”“不是。”“湖南？”“不是。”“海南？”“也不是。”“那是哪儿？”“是福（Hú）建啦！”

这个网络笑话广为流传，甚至被搬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演员实际上是河北人，模仿的福建腔普通话并不像真的福建人说话，小品随后还因为涉嫌歧视南方人引起了争议。与粤语的情况类似，有不少文化学者声称h/f 不分，n/l 不分是古汉语的特点，闽人乃是古中原人的正统传人，福建话是古汉语的宝贵孑遗，难得地保留了中原古音。

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影响巨大，乍看之下也有一定道理，竟让不少人信以为真。

福建人不是古代中原人后裔

上古时期，现今中国东南广大地区主要是越人的天下，分布着各式各样的百越民族。汉人汉语尚未大规模进入。就连传说中祖宗是来自中原的吴国也有“断发文身”之风，国王名称中也颇有像阖闾、夫差之类难于用汉语解释的名字。而由越人建立，以今浙江为中心的越国更是一度兴盛，在勾践带领下击败吴国，北进中原。

彼时作为东南沿海一部分的福建自然也是越人的地盘。江浙地区的越人政权还参与了中原政治，福建当年则完全游离于中国政权范围之外，属于地地道道的化外之地。到了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 年），越国被楚国攻灭后，部分越国贵族南迁福建，形成闽越政权。

秦朝在福建设置闽中郡，但是也未能对福建进行直接管辖，福建实际继续由闽越首领无诸统治。秦末无诸积极参与反秦，并被汉高祖刘邦册封为闽越王。直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朱买臣率军灭闽越国，将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之间。《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说明了彼时中央政权实质上放弃了闽地，直到西汉后期才置东冶县，隶属会稽郡。

由于闽越遭遇了人口清空的大难，导致福建现今保留的百越痕迹很多方面反而不如北边的江浙地区。如今江浙有盱眙、无锡、姑苏、余杭、余姚、诸暨等古越语地名，但福建能确定为越语的地名就相当少见。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闽道更比蜀道难。当时福建与业已汉化的江浙地区陆路交通非常不便，多山的闽地人烟稀少，其开发相当缓慢，与中原联系的紧密程度不但远比不上北面的江浙地区、西面的江西，甚至连更南方的广东都不如。代表中央政权的南侯官都尉孤悬闽江入海口，与其说是个统治中心不如说是个通过海路联系南方交趾的海港补给站。汉朝末年许靖为避难，从会稽南奔交趾，选道东冶，尚且“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他宁可逃奔遥远的岭南“汉地”，也不愿就近避难荒僻的福建。

如此荒僻偏远的地方被纳入中央政权的过程相当曲折漫长。东汉开始逐渐有南下汉人迁入福建，但是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太康初年建安、晋安两郡人口合计不过八千六百户左右，相比而言，其他郡的人口普遍能有两万到三万户。

两晋之交，伴随北方移民大举南下，遂有所谓“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说，即本属中原大族的林姓、黄姓、陈姓、郑姓、詹姓、邱姓、何姓、胡姓避祸迁居福建。至今福州市民中陈、林二姓占人口近三成，如加上郑、黄，则更为可观。所以福州有“陈林蜀（蜀，一的意思）大半，黄郑满街排”的说法。

过惯了舒适生活的中原贵族会否甘心迁到当时尚是穷乡僻壤的福建，那可是个大问题。事实上所谓八姓入闽很可能和后来南方家谱普遍造伪一样，乃是福建先民冒称中原贵胄往自己脸上贴金。永嘉南渡时中原望族主要移居在今天的江浙地区，福建并未受到直接影响，后来的移民也多是来自长江流域的平民，并非中原望族，且数量有限。直到隋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福建的居民也不过一万两千户。

八姓入闽的说法在古代也并未能受到普遍认可。《开元录》就明说：“闽县，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夷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当时的人认为林黄两大姓实际上是当地土著汉化的后裔。事实上，大量汉人迁入福建得等到唐朝了，八姓入闽也是唐朝以后才出现的说法。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闽人将祖先追溯到陈元光、王审知率领入闽的军士，而非东晋永嘉年间入闽的八姓。

由此可见，福建人绝对不是上古汉人在闽地的一脉单传。台湾有些人把外人对闽南人的称呼Hok-lo（福佬）解作“河洛”，当成是闽人源自上古中原河洛地区的证据则更是错上加错了。

福建话分布区域为何如此广泛

许多中国人一听到把“福”说成“hú”就认为对方是福建人，但在现实中，说福建话的人并不一定来自福建——福建方言的分布地区相当广泛，不光限于福建省，还远播海内外。

福建方言中，闽中、闽北话较为安稳，可谓固守山沟，福州一带的闽东话虽然在马来西亚诗巫、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地都小有气候，但使用人口多为近现代移民。要说移民历史久、规模大，那还当属闽南地区。

清朝西方传教士在学习中国方言的过程中发现，闽南话分布区域远远不限于闽南漳州、泉州二府。杜嘉德在《厦英大辞典》中提到中国最类似闽南话的方言是广东的潮州话，并认为闽南和潮州之间的区别大约类似西班牙与葡萄牙或者荷兰与德国之间的区别，双方仍能进行勉强的沟通。除了潮州以外，海南岛与广东西部雷州半岛的方言和闽南地区也相当接近。

闽南虽然开发历史较晚，但是人口繁衍得相当快，导致它迅速变得人多地狭。唐朝天宝元年不过有十七万八千多人，到了北宋崇宁年间竟已暴增十倍，达到一百八十万左右，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闽南从人口输入地转为人口输出区。

潮州地区因为邻近闽南，很早就成为闽南人的迁居地，隋唐时期即有居民从泉州迁入。与闽南本土漳州泉州地区相比，潮州平原面积大，地理条件更加优越，进入宋朝后闽南人更是大举南下。潮州地区很快人口大量增殖，非但难以继续接纳移民，而且和闽南一样走上了输出人口的路子。

善于航海的闽南人在迁徙路线上也颇有特色，表现为沿着海岸线走，见缝插针，其中以粤琼台最成气候。除潮州外，粤东沿海的海陆丰、粤西茂名、湛江等地沿海地区的居民也多说闽南话的分支，如海陆丰话、雷州话等。而唐朝时近于荒地，人口不过五千户的海南岛在宋朝以后也陆续迁入了大批闽南居民。闽南人从岛东北的文昌登陆，沿着海岸线向东西两侧扩散，今天海南岛从澄迈到三亚的整个东海岸都讲海南闽语，即闽南话在海南岛上的变体。

自郑芝龙以降，闽南人大举迁入一海之隔的台湾岛，今天台湾绝大部分汉族居民均为闽南后裔。所谓台语也就是闽南话，并且由于离开本土时间短，它和闽南原乡语言的差别要远远小于粤琼闽语和泉漳闽南话的差别。

如果说闽南人南迁和东进实质上都主要是进据荒地的话，他们还能寻得机会向北方移民就更是不简单了。

明清时期，闽南人逐渐有北迁浙江温州的。清廷的“迁界”禁海撵空了沿海地区的居民，更是给闽南人扩张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自此闽南人夺取了浙江南部的大段海岸线地带，不但占据了温州地区的平阳、苍南，更是扩展到了台州地区的玉环、温岭，甚至北上舟山等地。太平天国战乱后原本人口极其稠密的江苏南部地区出现了暂时性的空洞，善于抓住机会的闽南人更是从温州向宜兴等地迁徙。至今宜兴山区尚有少数说闽南话的村子。

此后他们竟继续沿着海岸线北迁，有些闽南人定居在了胶东半岛，部分更是随着闯关东的浪潮远去辽东。只是由于移民规模小，迁至北方的闽南人早已经被当地人同化，不说闽南话了。

今天，除了福建本省外，台湾、广东、海南、广西、浙江、江苏、江西、四川等地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都有“福建村”的存在，福建话分布之广泛在全国各大方言中可谓首屈一指。

福建话与中原古音并不相同

福建各地方言确实保留了一些地地道道的古汉语说法，如普遍将锅称作“鼎”，筷子称作“箸”等，甚至有些闽南话表示应答还用“诺”，古雅得让人惊诧。但是保留古词和保留古音是两码事，何况所有汉语方言大部分词汇都继承于古汉语，顶多有量的不同，并无质的区别。

隋文帝开皇初年，陆法言与刘臻、萧该、颜之推等八人讨论音韵，二十多年后的公元601 年，陆法言编成《切韵》。随后《切韵》广泛流行，成为韵书典范，其所记载的语音系统成为中古汉语的代表。这个语音系统比起现代汉语任何一种方言都要庞大得多，共有 37 个声母、160 余个韵母、4 个声调。

切韵音的重要性在于现代汉语绝大部分方言中的语音对立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如普通话的平翘舌之分反映切韵音中精组声母和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对立，广州话的六个辅音韵尾基本完全继承了《切韵》的辅音韵尾系统。在这个层面上看，切韵音可被认为是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共同祖先，即所谓的“中原古音”，并不神秘。

福建方言的神奇之处其实在于，其中的一些语音现象并不能在中古切韵音系里面得到解释，反而需要追溯到上古音系。例如熊，闽南话读Hîm，中古汉语及现代能分-m、-n、-ng 韵尾的所有其他方言都收-ng，正是反映了这个字在上古汉语中的读法。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释名》中描述过一个“风”字的同类现象：“克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椒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则说明了这种变化在东汉末年从现在的山东一带开始扩散，但中原尚且是-m。而到了《切韵》产生的时代，新读法已经渐入中原，彻底取代了旧音，只有地处偏远的福建还保留了老读法。

虽然福建方言相对其他方言有更多上古音残留的痕迹，但这并不代表福建方言就真是地地道道的古音。所谓h-、f-不分，n-、l-不分是上古遗迹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闽语在历史上曾多次接受过中原汉语的冲刷。中原的 f-本来自于上古到中古早期的 p-、ph-、b-声母，即所谓“古无轻唇音”。这点在福建方言中尚有不少遗存，如“芳”闽南话为 phang，“饭”潮州话为 pūng（汕头腔）。唐朝以后，福建诸方言引入已经产生 f-的中原汉语以供读书之用，形成了所谓文读。但是闽人发 f-有困难。于是就用已有的声母中和 f-最接近的 h-代替以蒙混过关，实际和现代福建人把福建说成 hu 建是一回事。

至于n、l 之分，则更是古已有之，而且早期的福建话也必然是能分的。虽然现今闽南本土 n、l 完全混乱，但是早先迁出的潮州话、海南话逃过了这一劫，它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分这两个声母。福州话 n、l 混淆更是近几十年的事，至今不少福州老人都可以完整地区分这两个声母。

如果认为这就是古汉语，那古汉语的“古”大概只有几十年光景，按此逻辑，现今在世的老人恐怕都可以称得上是活木乃伊了。

“尴尬”读 gāngà 才是错的

台湾教育部门在新编的网络辞典中给“尴尬”收了个 jiānjiè 的异读音，消息一出，让习惯了以 gāngà 为正音的围观群众大惊失色，甚至有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升到“文化传承”断绝层面上的。

jiānjiè 是否真是“秀才认字读半边”的产物呢？读作 gāngà 而非 jiānjiè 是不是就更承袭了传统，更有文化呢？

古老的“尴尬”

种种迹象显示，“尴尬”可能是个古老的词汇。从构词法上看，尴、尬两词声母相同，韵母相近，是上古汉语常见的“双声连绵构词”。类似的词还有辗转、踌躇、犹豫、仿佛、氤氲、参差、淋漓、褴褛、陆离等等。如果说这其中如辗转、犹豫之类的词还勉强可以拆分的话，尴尬则是再典型不过的连绵词了——单独来看，无论是尴还是尬统统意义不明，两个字甚至几乎不可以单独出现，必须成对才有意义。

但恐怕让尴尬有些“尴尬”的是，尴尬并非这个词最原始的写法。尴尬两字的形旁均为“尣”。除了字形随着汉字发展，发生由篆书转为隶书，再变为楷书的小变化以外，尬的写法从古至今没有本质区别，一直是个“从尣介声”的形声字。

不过尴发生的变化就不小了。收录尴尬的字书辞典中均一致指出尴是一种俗写，并非正字，这个字的正式写法应该是“尲”。

“尲尬”一词由来已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已经有尬字，对尬的解释是“尲尬也，从尣介声”。奇怪的是，虽然在尬的释文中出现了尲字，但是尲字作为《说文解字》中的字头时释文却无“尲尬”一词，至于是后世误删还是许慎漏写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尲尬早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了。

《大宋重修广韵》中“尬”的条目显示“尬”和声旁“介”同音

编修于宋朝，具备官方权威性的韵书《大宋重修广韵》并没有收入尴字，不过这回尲自己的条目里面有了尲尬。书中对尲的解释为“尲尬，行不正也”，而对尬的解释是“尲尬，行不正。尲音缄”。

通过《说文解字》和《大宋重修广韵》的记载，可以获知无论对于汉朝人还是宋朝人来说，尲尬这两个字和现代的尴尬一样，只有拼合在一起才有意义，无法拆开使用。此外，尲这个字较为少见，读音不为人所熟悉，因此《大宋重修广韵》给尬解释时需要另外给尲注音。

除了文献证据之外，从语音特征上来说，尲也显然比尴更像是这个词的原本写法。

对一个熟悉现代汉语的人来说，声旁是监还是兼并无太大区别——普通话里面这两个字的读音完全相同。但是两个字在中古汉语中的元音并不相同。监中古汉语读/kɣam/，属于衔韵，而兼中古汉语则读/kem/。

尲在中古汉语中属于咸韵，读音为/kɣɛm/，也就是《大宋重修广韵》中所谓的音“缄”。而尬在中古汉语中为“古拜切”，读/kɣɛi/，音同介、诫。这几个字的读音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相差不大，将这些读音推导至上古汉语，则尲为 kreem，尬为 kree(d)s。尲尬正好可以组成声韵协和的连绵词 kreem-kree(d)s。反之，以监为声旁的字元音基本为 a。由此可见，以监作声旁的尴是在中古汉语咸韵和衔韵，即 rem 韵和 ram 韵发生合并了以后才产生的从俗写法。

既然古代韵书里面明确指出尲音同缄、尬音同诫，如果自然发展下去的话，尲尬理应读成jiānjiè。这显然与我们熟悉的读音相悖。到底尲尬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读音演变超出常规了呢？

何时用“尴尬”

尲尬的“尴尬”之处在于，虽然它才是这个词语的正确写法，但是人们想表达尲尬之意的时候，却几乎没人会用这个词——《大宋重修广韵》已经暗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不高，如果翻查宋朝以前的汉语作品，就可以发现除了韵书外，尲尬在其他文献中都几乎没有用例。光就书面语而言，尲尬基本属于死词，就如迻译、谿壑一般，只在部分词典中可以查到，但是现实生活中罕有人用。

表面上看尲尬似乎是注定要被时代淘汰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进入元朝以后，尲尬改弦更张，以“尴尬”的面目又活了回来。

虽然书面中尲尬出现频率极低，但是作为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词，它在口语当中生命力可能要强得多。无论如何，元朝开始，随着俗文学的兴起和流行，尴尬也逐渐崭露头角了。

如明朝冯梦龙所编的《喻世明言》中，脱胎于元朝话本的《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里面就有“我儿，礼有经权，事有缓急。如今尴尬之际，不是你亲去嘱咐，把夫妻之情打动他，他如何肯上紧”的用例。明朝《水浒传》第十回里也有“却才有个东京来的尴尬人，在我这里请管营、差拨吃了半日酒”的说法。

更为重要的是，曲是一种需要押韵的文体，尴尬也时有出现在韵脚。在元朝韵书《中原音韵》不收尴尬的情况下，曲中的用例为我们了解元朝人如何读尴尬提供了难得的例证。

反映明朝官话的《西儒耳目资》中，iai 的存在清晰可见

著名的元末南戏传奇剧本《琵琶记》中，有这样一段戏文：“能吃酒，会噇斋。吃得醺醺醉，便去搂新戒。讲经和回向，全然尴尬。你官人若是有文才，休来看佛会。”这里韵脚字为斋、戒、尬、才、会。可以看出，这首曲子是押的 ai 韵。尬的韵如果不是 ai 而是现代的 a 的话，则和其他字无法和谐相押。

值得一提的是，元曲中“尴尬”经常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用法，如马致远《风入松》“再休将风月檐儿担，就里尴尬。付能捱得离坑陷，又钻入虎窟蛟潭。使不着狂心怪胆，恁却甚饱轻谙”；吕止庵《双调·风入松》“半生花柳稍曾耽，风月畅尴尬。付能巴到蓝桥驿，不堤防烟水重淹……几度泪湿青衫。”其中虽然表面入韵的是尬，但是仔细看其他韵脚字，却均为 am 韵。也就是说，元朝人的口语中尴尬经常发生倒装，说成“尬尴”。和担、陷、潭、胆、谙、耽、淹、衫押韵的其实是尴。

现代普通话的ie 韵不少字在近古汉语中读 iai。如鞋读 hiái、街读 kiāi、介读 kiài。这些字都是中古汉语的二等开口字，中古时期韵母为/ɣɛi/、/ɣai/、/ɣɛ/，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中古汉语的二等介音在 k 组声母后宋元以降变成了-i-，所以中古读/kɣɛi/的尬此时在官话中读成 kiài。同样道理，中古汉语读/kɣɛm/的尴也就变成了 kiam。ie 则是 iai 的自然演变——从 iai 到 ie 的音变发生得非常晚，北京话直到清朝中期仍然坚持 iai 的读音，甚至民国时期读书人念书还会用 iai。崖字至今还有旧读 yái，不少官话方言，以及京剧、昆曲念白唱曲中则仍旧保留了 iai 这个韵母。

至此，这两个字的读音演变仍然在轨道上，正常发展下去的话，随着清朝时候发生的两个音变——声母 k 被后面的 i 颚化，iai 变成 ie，“尴尬”在晚清以后读 jiānjiè 方属正常。但是，此时决定“尴尬”读音的另一股力量要粉墨登场了。

吴音的影响

要说中国哪里人用“尴尬”用得最勤快，那当属江浙吴语区。而巧合的是，吴语区“尴尬”的读音和 gāngà 也较为类似，如苏州话 keka、常州话 kaenka、温州话 kaka。这可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尴尬”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古词，但是其使用范围并不广泛，虽然元明时期“尴尬”一度粉墨登场，不过其流行度到底多高还得打个问号。但对清朝人来说，“尴尬”却变成了一个地方色彩浓厚的词语，而其流行区域正是江浙吴语区。

段玉裁是著名训诂学家，对清代小学发展有卓著贡献。他撰写的《说文解字注》中，对尲的解释是：“今苏州俗语谓事乖剌者曰尲尬。从尢，兼声。古咸切。七部。”在段玉裁心目中，“尴尬”是苏州人表示事情乖剌的词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本就是吴语区出身。但是就连他也把“尴尬”归为苏州俗语，可见该词当时流行范围比较狭窄。

吴语从中古到现代的音变和北方方言走了不一样的路径。在吴语的演变过程中，中古汉语的二等介音并没有变成-i-，而是直接消失，所以北方带-i-的江、巷、街、樱、间在吴语白读（苏州）中分别读 kaon、ghaon、ka、an、ke，都不带介音。而 ai 在吴语中则发生了单元音化，从 ai 变成了 a。就这样，krem krei 在吴语中变成了 keka。只是对于初接触这个口语词的北方人而言，他们并没有对读音按照汉字来进行折换，而是直接用北方话中相近的读音去对，所以也就有了 gāngà。

直接引用方言读音的例子还有不少，如芥菜、芥蓝，字典本也依照广东音把芥标为gài。“拆烂污”的拆也有按照上海话读 cā 的，这几个读音如今因为群众倾向于按字读已经式微。然而现今不少北方人喜欢把搭界说成“搭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本字是“界”，也就缺乏折换读音的意识。

最古怪的例子还是“癌”，这个字在苏州话和上海话中读 nge，折换成北方话有多种可能，最终选择的 ái 是个错误折换，然而却流行广泛，彻底取代了北方话中的旧读，也就是正确折换对应的读音 yán。原因大概是北方话中 yán 也是炎的读音，把肺炎和肺癌闹混了可不是开玩笑的。

因此，如果语音有正误之分的话，尴尬真正的正音毫无疑问应该是jiānjiè，gāngà 才是积非成是的俗音。

卷舌音是受胡人影响产生的吗

中国人喜欢从语音上区分一个人的来路，是南是北，是西是东。纵使对方试图掩饰，一个人的口音也很难不出卖他的籍贯。这主要依靠的是人说话语音中的一个个鉴别性特征：他的声调是什么样的？他说话分不分n 和 l？h 和 f 是混还是分？有没有前后鼻音的区别？将诸如此类的种种特征综合考量，一个人到底是哪里人就呼之欲出了。

而在诸多可供参考的特征中，口音带不带卷舌音至关重要。大多数中国人对卷舌音的直观印象就是北方人说话带卷舌音，南方人不带。北方人要想模仿南方口音，往往故意把舌头捋直了说话。而有些发不出卷舌音的南方人则不甘示弱，他们认为卷舌音是北方受到游牧民族语言影响，把胡人语言当中的卷舌音吸收进了汉语才产生的。然而事实未必和人们的常识性经验符合。

南方不一定不卷，北方不一定卷

并不是所有北方人都惯于发卷舌音。在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人们就只能发出平舌音，没有卷舌音。山西中北部从太原一直到大同的大片区域语音都是不分平卷舌的。而在辽宁部分地区，则有居民平卷舌不分，全都读卷舌。若干年前，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走红栏目《百家讲坛》曾经有一位东北籍的教授，每每提到三，必然要说成shan。尽管他表面上和全读平舌的地区口音大不一样，实际仍属于平卷混淆。

南方人也不都卷不了舌头。位于江苏南部的常熟，其居民说话就以舌头卷闻名，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大部分汉语方言都能区分平卷舌。四川盆地巴中、自贡、乐山、遂宁等地都有平卷之分，安宁河谷畔的西昌亦然。湖南南部有成片的卷舌区，就连天南之地的广东，也不是全省人民都不会发卷舌音——广东梅州周围的五华、兴宁、大埔等县的客家话全有卷舌音。

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到几百年前，就会发现当时的语音情况更加复杂。

汉字的一大特点，即它可谓是超乎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今天的繁体字和两千年前汉朝人用的汉字大体上有着相同的结构。然而汉字这一特点却对今人了解古人的语音形成了重大障碍，相比之下拉丁字母拼成的文字在反映语音上就比汉字强得多。现代英语meet 和 meat、vain 和 vein、write 和 rite 语音上已经不能区分，但是拼写差异还维持着，今天的英语学者可以很轻松地推导出这些词在几百年前英语拼写定型时并不同音，甚至可以根据拉丁字母一般的读音规则推导出这些词当年的发音。

如果有用拉丁字母记录的汉语，那么我们就能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上的汉语语音。幸运的是，一群外国人还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材料。

明朝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中有的出人头地、身居要职，如利玛窦；有的靠着在华经历甚至成为汉学先驱或外交官，如卫三畏；更多的则无藉藉名，在中国某个角落默默完成教会分派的工作。

传统上中国有重官话轻方言的习惯，语音上必尊崇官话，乃至前代的官话。清朝人用来指导作诗合韵的仍然是宋朝官修的《大宋重修广韵》，而它又是依据隋朝时期的《切韵》重修而成的，距清代已经逾一千年。

中国士大夫们将官话奉若圭臬，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就没有这样的心理负担，更不需要为中国科举考试而温习韵书学习古代官话。

正因为传教士学习汉语的目的是能够口头和他们的潜在受众交流以方便传教，所以在那个普通话并不普及的时代，学习当地的汉语方言就成了第一选择。因此他们记录的汉语可被认为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原生态口语，而用当地语音拼写的汉语教材、《圣经》等文献，就成为现代人了解古语音的窗口。如果传教士活跃的区域文盲较多，很多情况下，当地的中国人甚至也会学习起难度比汉字低得多的拉丁字母，并以之充当文字。

从传教士留下的记录来看，在他们活跃着的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中国可以卷着舌头说话的人分布的地理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

退缩中的卷舌音

当时居住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南京的人都有卷舌音。今天的成都人经常笑话川南的自贡人总是卷着舌头说话，甚至有人揶揄自贡卷舌音是陕西盐商带来的，但1900 年出版的《西蜀方言》（ Western Mandarin）显示当时成都话平卷划然两分。在广东，不仅梅州当时还有卷舌音，甚至广州话也不乏卷舌音，只是当时西人提到广州已经“有些人不太能分”了。

传教士编的汉语教材毕竟离当下一般中国人的生活太远，但是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影响依然可以通过某些途径为人所察。今天的香港在地名、人名拼写中仍然沿袭了当时西方人为自己方便所使用的一套拼音。在这套拼音当中，平舌卷舌的区分非常明显，如石拼为shek，而锡就是 sek。香港地名沙田是 Sha Tin，尖沙咀是 Tsim Sha Tsui，上水则是 Sheung Shui，这些都保留了一百多年前广州话初入香港时的状态。

在部分城市卷舌音的消亡甚至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过程。无锡、南京的老人说话往往还有卷舌音，但是两座城市中年轻人的卷舌音已经接近消失。在四川不少地方，县城年轻人的语音已经为成都、重庆这样不分平卷舌的大城市语音所影响而变得不分，但是乡下人，尤其是长者仍然能保留区别。就算是在南方卷舌音的堡垒云南，比如近年以其旖旎自然风光和璀璨人文景观吸引了大批文艺青年的大理，其方言的平卷对立也正在模糊。

香港人名、地名拼写体现的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广州话

这些地方不太可能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半壁江山甚至全国都被北方民族统治的时候，但是由于传统农业地区相比游牧渔猎所累积的巨大人口优势，中原以南的人口中北方民族占比一向微乎其微。不光如此，北方民族的语言相对具有极深文化积淀的汉语向来处于相对弱势，在人口、文化均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没有能力使这么多地方长出卷舌音来。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语言多数并不具备卷舌音，无论是突厥语、蒙古语还是满语，都是本来没有卷舌音的语言。当今突厥语言中少有的具备卷舌音的撒拉语，使用人口主要分布于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撒拉语里面带卷舌音的词几乎都是从当地汉语借用的借词，如尺子、桌子之类。而满语为了方便记录汉语中的卷舌音甚至特别创制了几个字母——在满语本族词汇里，这几个字母从来不会出现。

追溯汉语中卷舌音的来源，求诸北方民族语言显然是缘木求鱼，还得在汉语自身上下功夫。

虽然汉语古代语音由于汉字表音功能不佳的特质很难复原，尤其是晚明传教士来华以前的语音，但万幸的是，与现代中国人碰上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的情况类似，古代中国人也会遭遇不认字的问题，他们也需要类似字典的工具书来帮忙，韵书就是他们的字典，韵书的滞后性对研究古汉语语音来说反而是不可多得的优点，其中反映的中古时期语音状况尤其宝贵。

古已有之的卷舌音

从南北朝直到清朝，中国最重要的韵书始终是以隋朝陆法言编纂成书的《切韵》为纲的切韵系统韵书。这套以两晋之交永嘉南渡时从洛阳迁入金陵（今南京）的士族语音为基础的韵书主要包括《切韵》《广韵》《集韵》，反映了南北朝后期中国上流读书人所使用的语音。

从清朝到现在几百年间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已经使得我们可以对《切韵》的语音系统有较为具体的了解。《切韵》的语音中声母有37 个，韵母有 160 多个，并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其语音规模远远超过当今任何一种汉语方言。通过总结，《切韵》音系中的 37 个声母分别是：帮滂並明、端透定泥、知彻澄娘、精清从心邪、章昌禅书船、庄初崇生俟、见溪群疑、影晓匣（云）以、来日。

平卷舌对立，大体也就是这37 个声母中的“精清从心邪”和“知彻澄章昌禅书船庄初崇生俟日”这些声母的对立。普通话的平舌音和卷舌音大体就按照这个方式区分，所以多数情况下读卷舌音的字比读平舌音的字要多出不少。

然而现代汉语中的卷舌音只有zh、ch、sh、r 四个。中古汉语那么多的声母演变成了现代的卷舌音，但是语音学上卷舌辅音数量有限，十几个声母当时不可能都读卷舌音。

在那个拉丁字母还离中国人的生活非常遥远的时代，问题的解决得靠我们西南的邻国——印度了。佛教自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土广为流行，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佛教中的不少概念中国本来并不具备。当佛法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就必须想办法用汉语表达这些佛教概念。

总体而言中国人仍然倾向于意译法，轮回、观世音、天王、法等佛教概念均通过意译形式进入汉语。但在不少情况下，意译并不合适，尤其碰上人名地名，就只能以音译为主了。

梵语中区分三种s，在天城体字母中分别写成श、ष和स，拉丁字母转写为ś、ṣ、s。梵语诵经至今在印度仍然很流行，我们也可以较为确切地知道这三种 s 的读音，它们分别跟汉语拼音的 x、sh、s 类似，即ś=x、ṣ=sh、s=s。

中古汉语中对梵语词汇的ś、ṣ、s 的对译予以了明确区分，ś一般用“书”母字对应，如佛祖尊称Śākyamuni（释迦牟尼）中的Śāk 用了“释”来对；ṣ则用“生”母字来对，Tuṣita 被翻译为兜率；s 就用“心”母字，佛祖本名 Siddhārtha（悉达多）的 Sid 用“悉”。而“知彻澄泥”为声母的字则一般用来对应梵语中带卷舌的ṭ、ṭh、ḍ、ḍh、ṇ。

梵语的读音向我们揭示了中古汉语卷舌音声母的不同发音：“知彻澄娘”发有点大舌头的 t、th、d、n，这在今天的汉语中已经消失，“章昌禅书船日”的发音部位和普通话的 j、q、x 差不多，“庄初崇生俟”则最接近今天的卷舌音 zh、ch、sh、r。

南北朝是北族首次控制中国北方地区的时期，饶是如此，他们对中国南方仍然无力控制。在这个时候南方的汉语中就有卷舌音，可见卷舌音是汉语自身演变的产物，与所谓的胡人没有关系。

现代不同方言卷舌字不同的原因

中古以来，“知彻澄娘”“章昌禅书船日”“庄初崇生俟”三组声母按照不同的方式演变，现代各地方言中卷舌音的范围基本不出这些声母。但是在各地方言中，到底这三组声母下辖的哪些字读卷舌音却并不一致。

读卷舌音最多的地方这三组声母下辖几乎所有字都读卷舌音，这种情况以郑州、济南方言为代表。在这些方言中，普通话读卷舌的字都读卷舌。普通话读平舌音的邹、淄、森、所、侧也读卷舌。但是在洛阳、西安等地，读卷舌的范围就要小很多，西安话生读seng、山读 san、茶读 ca、市读 si 和四同音。

到了南方的昆明话，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昆明话山、市、茶读卷舌，和西安不同，但是生、森、邹又读平舌，和济南不一样。查阅资料可以发现，当成都和南京还分平卷舌的时候，它们的分法和今天的昆明是一样的，西南地区其他能分平卷的方言也基本属于这一类型。

这些方言中平卷舌的分法如此不同的原因，可以在古人留下的文献中找寻。

元朝元曲盛行，作为一种起自市井俚俗的文学形式，元曲的语音押韵规则迥异于诗，《切韵》《广韵》并不具备指导意义。因此，时人周德清编写了一本《中原音韵》，反映了当时大都（今北京）的语音。《中原音韵》的平卷分法也就反映了元朝的北京人是如何分平卷舌的。

以具有代表性的知、支、淄、兹四个字为例，当时的北京话这四个字分别读为zh-i（“知衣”合音）、zhi、zhi 和 zi，共分三类。

经过推理可以发现，《中原音韵》式的平卷舌分法就是北方大部分方言的祖先类型，知≠支=淄≠兹。以这个状态作为起点，只要知和支淄发生合并，就形成了郑州、济南那样的语音格局；假使支淄和兹合并了，那就是洛阳、西安的情况；而如果维持这个状态不变，那就成了语音活化石——现代胶东青岛、威海、烟台等地的方言正是如此；反过来说，也有些方言变得特别快，四个字都合并了，那就成了平卷舌不分的沈阳话。这些后来的变化发生得都很晚，也就显得不那么整齐——郑州和洛阳相距不到一百五十公里，两边的变法就不太一样。郑州东边的开封分法和郑州类似，但更靠东的徐州反倒又跟洛阳近似了。

然而，《中原音韵》式的分类方式并不能解释南京、昆明、自贡等地的平卷分法。在这些地方，知=支≠淄=兹。由于《中原音韵》式的分法中支和淄已经合并，无论它的格局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两个字都无法再变得能区分出来。南京等地的平卷分法中，支和淄的区分意味着早在元朝以前，这些方言的祖先就已经和北方官话分化了。

和连片分布的北方式分法相比，南京式分法的地理分布非常奇特——在长江下游局限于南京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无锡、苏州的分法和南京来源不同，更南边的长沙、广州、梅州等地也和南京式的分法有所差异。但在西南地区，凡是能分平卷的几乎都脱胎于南京式的分法。云南等地自不用说，四川零散分布的卷舌音也都和千里之外的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朝初年，西南地区要么经历了长期的战乱，要么尚未整合入内地的边区，所以入明以后朝廷征发了大批军民移民四川，派军平定了云南的蒙古梁王势力，还建立一系列卫所。这些卫所聚集的军民大多原籍江南，明朝南京官话的影响力又相当巨大，来自不同地方的军民在一起使用南京官话交流，就这样，南京式的平卷舌分法跟随南京官话一起从南京飘到了西南。

在北方，由于江南籍官员的影响，南京式的平卷对北京话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明朝早期的北京话平卷分派方式和济南、郑州较为类似，但后来却跟从南京话将一部分字改读了平舌，如泽、邹、森、所。尤其有意思的是，北京话中色、择在口语中读shǎi、zhái，但是书面词汇中则受到了南京话的影响读 sè、zé。

更为奇特的是，西北腹地的银川，由于明初卫所建置的影响，平卷分布竟然也和南京类似。尽管银川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几近完全西北化，他们口中的卷舌音却仍然能够追溯回600 年前的江南乡音。

北京话是满人从东北带过来的吗

老舍青年时期在英国的一段录音显示他的口音与现在的京腔相差无几，同为满人，早已流传的溥仪录音也和北京话极为相似。这些音像资料似乎佐证了一个多年以来一直颇有市场的说法——北京话就是满人说的汉语，是汉语满化的结果。

在中国各地方言中，东北方言和北京话最为接近。有着这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使得更多的人相信北京话就是满人入关后从东北带到北京的。

可是事实恐怕与此大相径庭。清代早期，满族上层无论公私场合都是使用满语的——直到顺治年间，满语在当时北京满人的生活中还是占据了主要地位。当时出版的《三国演义》，除人名、地名外，全书无一汉字。几乎同一时期的多尔衮像，画上也只有满文题字，与后来的满汉双语题字完全不同。

顺治时期满文本《三国演义》书影

到了雍正年间，定居北京的满人汉语水平越来越好，满族大臣和平民在私人场合使用的语言才开始变得复杂，出现了汉化迹象。从雍正八年舞格寿平的《清文启蒙》一书就可看出，当时有一些年轻旗人满语说得磕磕绊绊，甚至不识满文。另外，与顺治朝的内府刻本相比，雍正时期出版的《三国演义》也变成了满汉双语的。

满族人语言变化的清晰轨迹至少说明满人入关前说的并不是东北话，北京话自然也不可能是东北话的变体，二者的相似另有原因。

实际上，东北话反过来是北京话的直系后代——现代绝大部分东北地区的居民是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后代，就算是东北地区的满族也多为从北京回迁祖地的移民后代。

方言的形成和分化需要时间，新移民地区往往趋向于使用当时的标准语作为不同地区移民间互相沟通的工具。明清时期大量移民进入西南地区后，以当时南京话为基础的南方官话是他们主要的交流工具，最终由此形成了中国范围最大、人口最多、内部一致度也最高的方言区——西南官话区。

但同样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南各地的方言也在逐渐分化，一些分化甚至现在还在进行中——20 世纪 60 年代前成都话的 an 读法和重庆话基本一致，但现在的成都人往往会读成 ae。

其他国家这种情形也很常见，前文已提及过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17 世纪法国殖民魁北克后不久，访问魁北克的法国人就对当地法语大加褒扬——其标准化和统一程度与当时法国本土方言芜杂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但经过漫长的分化，魁北克法语演化出诸多特征，今天的法国人不但不会赞扬，还给带有浓厚魁北克腔的法语起了个专门的贬称 joual。

英国于19 世纪中期殖民新西兰，之后来访的英国人同样留下了赞扬新西兰人说话文雅、有教养的记录，但 20 世纪后新西兰口音也沦为了“错误频出”的“村夫话”。

东北不同地区方言接近北京话的程度反映出的只能是东北话是北京话的移植——南部靠近北京的地方如辽西地区由于移民早，有足够时间分化，当地方言就和北京话差别较大；而离北京最远的黑龙江基本是 20 世纪才开始开发，黑龙江人说的方言就更像北京话。

北京话不具备入声和有多数南方方言所没有的翘舌音也是支持北京话为满式汉语的更有迷惑性的证据，可惜这两条证据同样与史实不符。

早在宋朝，入声就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消亡。至迟在元朝口语中，北京所在的大河北地区入声就算仍然存在也顶多只是微弱的紧喉，而到了明朝末年，北京话中的入声就几乎完全消失了。清初《天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一书中记载，顺治帝曾专门提到过“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北京话入声消失实际上早在满人入关之前就已经发生。

满语和入声的消失关系不大——满语中并不缺乏类似古汉语入声的音节，如 tob（正）、bithe（书）、cik（忽然）。

至于翘舌音，其实也并非拜满语所赐。虽然现代南方方言很多都没有翘舌音，但在不少地方，翘舌音消失得非常晚——根据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早期方言调查的记录，一百多年前，说官话的成都，说吴语的苏州、无锡，说湘语的长沙，说客家话的梅县，说粤语的广州都有翘舌音。至今香港人名地名的拼写仍然保留了平翘的对立如锡（sek）与石（shek）。

更重要的是，满文实际上是相当不适合用来转写汉语的翘舌音的——由于用原有字母转写翘舌音有困难，满文甚至专门制造了字母专门用来转译汉语的 zhi 和 chi。

不过，生活在北京的河北人都会发现，与周围的河北方言比起来，北京话确实相对特殊，这些不同有没有可能是受了满语的影响？

恰恰相反，北京话的特殊主要是受到南方影响。宋元以后，中国官话分为南北两支。南支以当时的南京地区口音为基准，而北支则脱胎于河北地区的方言，这两支官话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对某些入声韵和翘舌音的分派上。

河北地区的方言把不少收-k 的入声字读成复元音，如客韵母为 iai，黑韵母为 ei，剥韵母为 ao，削的韵母是 iao。而南方地区的官话则保留入声，并且韵母为单元音，如以上几个字在南系官话中读 eh、eh、oh、ioh，与现今的南京话类似。

南北的官话都具有翘舌音，但是分派规则不尽相同。总体而言，有些北支官话读翘舌音的字在南支中往往读平舌，如色、生、初、择、责、森、所、晒、邹等字，北支官话为翘舌，南支为平舌。

虽然北京话语音总体仍符合河北地区的北支官话，但有些字的读音又类似南支，而且越是书面用字就越容易体现南方特征。

甚至某些字在北京话中还有两个读法，在口语中是北支读音，书面语则使用南支读音，如已经提过的典型例子，色子中的色北京说shǎi，但是在颜色这样的书面词中就是 sè。择菜里的择是 zhái，选择的择就是 zé。最有意思的是剥削，剥和削单用作动词分别是 bāo、xiāo，组合到一起变成书面词就成了 bōxuē。

以上来自南支的读法，在大河北其他地区使用得都不如北京频繁，如河北乐亭本地乐读lào，并没有北京话中来自南方的 lo>le 的读法。河北有些地方甚至还会把郭读成 guao。

北京作为大河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方言中存有这么多南方语音自有其历史原因，这主要是受到前文屡次强调过的读书人的影响所致——北京虽地处华北平原北端，但明清以来，北京人和大河北其他地区的交流反而有限，引领语言风尚的主要是通过运河北上的南方士人，尤以江南人为主。江南地区流行的官话属于南系，这些来自江南的读书人在教学、交流中把大量南方的读音输入北京官话的读书音中，并且自然而然地渗入到口语里。大河北其他地区受到江南士人的影响较弱，南方读音自然就少很多。

这种影响的痕迹今天也并不鲜见，如老北京人把麻雀叫作家雀，雀读qiǎo。客在来客当中尚有 qiè（来自早期 kiai）的读法。但今天这些大河北地区本来的旧读使用范围已经越来越窄，逐渐被南方来的 qué（来自早期 cio）和 kè 所代替。南方音最终竞争失败的也有，主要出现在常用的口语词中，如白的读书音 bó（来自早期 bé）就逐渐消亡了。

《国音京音对照表前编》

南方士人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清以来北京本地读书人甚至反而强调读书时需要恢复口语中已不存在的入声。民国早期北京人王璞所著的《国音京音对照表》中明确记载了北京读书应该有入声，出身北京书香世家的叶嘉莹吟诗时也强调要读出入声。

清朝满族人学习汉语时，理论上的标准也正是这种读书音。清代满汉对音的书籍有不少，再加上满文是拼音文字，用字母拼写，所以从一些书籍、满文奏折上汉语名字的拼写读音以及北京故宫等地的部分匾额，可以推知当时官话读书音的大致发音。

比如“交泰殿”匾额上的满文即为汉字音译，读音类似 giao tai dian；根据《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满文字母对汉字的标音，略字读 luo，鞋字读 hiai；根据奏折以及宗谱，可知废太子胤礽二字的满文记音类似于 yin cheng，等等。这与当代的北京音以及东北话都有一定差别，是更接近传统的北京读书音。

实际上，即便满人不入关，北京话也不会与现在的版本有太大区别。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北京人徐孝编写过专门描写当时北京话的韵表《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详细反映了明朝后期北京话的特点。根据这本书反映出的语音，明后期的北京话和今天已相当接近。其系统性的区别只在于当时的北京话尚能分尖团（精 zing、京 ging），能分 iai 韵（蟹、鞋、客）和 ie 韵（写、谢、邪），e、o 的对立尚且完整（即能分学/穴、核/合），而南方读音当时也早已侵入北京。

北京话其实是受到南方官话深度影响的北方官话，经常抱怨满人改变北京话的南方人，才是北京方言岛真正的“殖民者”。

皇帝如何与不同方言区的官员对话

清朝皇帝普遍会学习多种语言，原则上来说，对蒙古王公说蒙语，对满人，至少清早中期说满语，对汉人则一般说官话。其实这并不是清代独有的现象。

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中对夏商朝堂之上的语言环境都缺乏描述，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周朝。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严格来说不算“皇帝”。

周人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语，被称作雅言，是为知识阶层普遍掌握的，《荀子·荣辱篇》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的记载，《论语·述而第七》也描述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综合来看，就是说越人有越人的语言，楚人有楚人的语言，像孔子这样的君子在正式场合使用雅言。

根据郑张尚芳等学者分析，雅言应该以当时中原一带的方言为基础，尤其是东周都城洛邑的地方语言在雅言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荀子》中单拎出越人和楚人来说未必没有原因——中原华夏诸国的方言跟雅言相差较小。南方的越国和楚国则差异较大，甚至根本不说汉语，《左传》中有“楚言而出”，《维甲令》《越人歌》等所显示的越人语言和今天的壮语泰语近似。

然而这些国家的上层人士对雅言仍具有一定的掌握程度。所谓“吴越同风”，吴国口语和越国类似，但是吴国的延陵季子却是春秋晚期著名的外交家——难以想象他若不会雅言，则如何可以游走于中原各国。

南方诸国的情况可能属于语言学上的双言现象，即一个语言社区根据场合不同选择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对南方诸国来说，雅言是所谓的高层次变体，用于对外交流或书写等正式场合，土话则是低层次变体，用来进行日常内部交流，这和普通话普及以来的不少当代南方方言区的情况颇有类似之处。

以一种相对统一的标准语作为跨地域文化人的交流工具就此成为中国长期的传统。作为通常的权威代表，皇帝一般可以指望不同方言区的大臣们用这种语言和自己进行交流。只是这种语言所植根的方言和最终的形态在历史演变中会有很多变化。

语言与文化古诗怎么读才科学

诗歌应该怎么读才科学？伴随着近年来的“国学热”，本已沉寂许久的吟诵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据吟诵的传承者们说，他们吟诵的调子反映的是唐朝乃至更早的古人是如何读诗的，属于文化活化石。吟诵更成为了各路“国学大师”的基本功，无论文怀沙、叶嘉莹还是周有光，皆被许为“吟诵大家”。

官方的文化机构显然也对他们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支持——中国多种地方吟诵已经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佼佼者如常州吟诵更是荣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点保护对象。但是，神秘的诗词吟诵在古代是否真有如此高的地位？吟诵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呢？

辅助记忆的手段

但凡背诵过课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散文不如诗词容易记住，而诗词又远不如流行歌曲容易记住。

人类对声音的记忆受声音本身特性的影响，作为声音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也不例外。相对于漫无规律的声音，人类大脑更容易记住有规律的声音，因此规律的韵文，如诗词歌赋更容易被人记住，反之，散文背诵的难度则要大得多。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书写的重要性相对较弱，文学作品的传播更加依赖口语，所以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往往是韵文。为了方便记忆，不同文化会根据语言自身特点，增强声音的规律性。

如英语是分轻读重读的语言，所以英诗讲究音步（foot），靠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的排列组合实现轻重抑扬变化。同时，英语词尾音节结构复杂，故而传统的英国诗歌也讲究押尾韵。而英国的邻居法国的诗歌则大不一样，法语音节轻重之分并不明显，因此法语诗歌并不讲究音步，而是只重视押韵。法语的祖宗拉丁语则词尾变化很少，押尾韵意义不大，所以只靠音步；又由于拉丁语词较长，音节数量多，如英语般的强弱交替很难做到，因此拉丁语的音步节奏更加复杂多变。

柯尔克孜族的长篇史诗《玛纳斯》中则有所谓押头韵的做法，即上下两句用同一辅音开头，此种手段在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中也有应用。壮诗的有些句子则在句中押韵，以利于演唱山歌时停顿。

用较为单调重复的音乐加以伴奏也是辅助记忆的常用手法。语言与音乐配合能极大地提高记忆效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引发“耳虫效应”，让人不得不记住。前面已经提到壮诗有山歌调伴随，而在如《玛纳斯》之类的超长篇史诗的传承过程中，音乐的功用更不可忽视。

韵乐同存

中国传统的韵文则因为汉语的特点而有很大不同。

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同汉藏语系其他语种相比，汉语较早地丢失了复辅音，形成了特有的声母-韵母体系，一个字占一个音节，各音节长度除入声外大致相等。这一特点使汉语音节较其他语言更整齐划一。而中古以后的汉语一直是有声调的语言，至迟自中古时代始，中国人就开始自觉挖掘汉语声调因素的审美价值。近体诗、长短句、南北曲甚至小说、弹词、地方戏曲中的韵文，无不受四声体系的制约。

工尺谱是近古以来，汉语音乐文学常用的记谱形式

因此，汉语韵文除了讲究押韵、平仄外，也素有文乐一体的传统，文学除了书于竹帛，还要被之歌咏。

五胡乱华，中原大乱，南渡士族中流行的“洛生咏”，就是洛下书生的吟诵声调。谢安面对要杀他的桓温作洛生咏，吟诵嵇康“浩浩洪流”诗句，桓温被其旷远的气度折服，于是放弃了杀他的念头。顾恺之却把洛生咏说成“老婢声”，觉得其音色低沉重浊，像老太太说话。

明初死于朱元璋屠刀下的诗人高启曾写过一首诗，叫《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前歌《蜀道难》，后歌《逼仄行》。商声激烈出破屋，林乌夜起邻人惊。我愁寂寞正欲眠，听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如相和，双泪迸落青灯前。……”把一位谢太史深更半夜吟诗的意象，写得很惊人。

这样的歌唱传统就是所谓的吟诵，简而言之就是拉起嗓子来把古代诗文的字句都唱出来，而不用日常说话的语调。五四时期，旧式文人反对白话诗的一个理由就是白话诗不能吟，所以不能叫诗。

不难看出，吟诵本是辅助记忆的手段，没什么神秘可言，不是用来表演的艺术形式，更不应该是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甚至可以说，吟诵的作用机理和近年在以 Bilibili 为代表的网站上流行的“鬼畜”视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语音和乐段配合，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目的。

不古的古风

虽然吟诵发端于保存记忆之用，但毕竟古已有之，它是否保存了古人的读音，也保存了古代的音乐？遗憾的是，现今各路吟诵的调子和古代音乐几乎都毫无关系。

中国最早的韵文合集是《诗经》，《诗经》305 篇，按道理是篇篇有乐曲与之配套的，但今天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诗经》乐谱是南宋人“复原”的。在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中，载有南宋赵彦肃所传的《风雅十二诗谱》，音乐史家杨荫浏译过这个谱子，译完不忘加一句：“这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

《风雅十二诗谱》中的《关雎》曲

《楚辞》和《诗经》一样，原本也是可以和乐歌唱的，可惜曲调早佚。史书里记载过两位会唱楚辞的人，汉宣帝时候有个“九江被公”，隋文帝时有个“释道骞”，看起来都是神秘人物，与今天装神弄鬼神神秘秘的“国学大师”应属同道中人。

毛泽东听《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时，曾将末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莫说《诗》《骚》，其实甚至连中古时代的谱子也几乎没有传世的——中古中国受到波斯、中亚音乐的影响形成的燕乐，成为当时的流行音乐。唐代律诗、绝句都可入乐，但其乐谱均已失传了，词谱也几乎全部失传，唯一存世的就是一本《白石道人歌曲》。

既然如此，现今各种吟诵调又是从何而来呢？

当词乐失传后，明清时代的人们喜欢用其他音乐形式的曲调（主要是南北曲）来唱词。昆曲在明清盛行二百年，被公认为正声雅音，受到知识阶层的普遍青睐，古诗词吟诵调受到昆曲的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编撰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和编撰于道光年间的《碎金词谱》，收录了大量明清人用昆曲重新谱写的唐宋词。毛泽东晚年专门录制了一批，每首曲子都反复听，有时兴之所至，还要改动几句词，让录制组重录。

除了昆曲，佛教音乐也进入到各种吟诵调中，胡适曾说过：“大概诵经之法，要念出音调节奏来，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这法子自西域传进来，后来传遍中国，不但和尚念经有调子，小孩念书，秀才读八股文章，都哼出调子来，都是印度的影响。”和尚念经叫“呗”，即梵文 Pathaka，就是赞颂、歌咏的意思，诵读佛经其实采用的也是歌唱的方式，并往往用乐器伴奏。

甚至民间流行的某种曲调，也会成为该地区流行的吟诵调子。杨荫浏采集了苏南地区对于同一句《千家诗》几种不同的吟诵法，认为其中一种就是无锡旧时民间流行的宣卷声调。家庭妇女们晚间聚在灯下诵读唱本小说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音调，后来由滩簧而来的沪剧中“过关调”也用这个调子。

当然，作为辅助记忆的手段，吟诵的调子讲究程度其实相当低。不用说因地方的不同而曲调不同，就是同一个人念两次，旋律也可能不一样。至于吟诵调旋律是否好听，因为和辅助记忆并无关系，也就不需要吟者关心，但为了追求规律，吟诵调的单调性是确定的。学会用一种腔调吟诗其实并不是件难事，只要学会了一首平起式的和一首仄起式的，其余的不学自会，因为同一格式的诗用同一种调子吟起来是差不多的。

精于常州吟诵的赵元任就说过：“无论是‘满插瓶花’，或是‘折戟沉沙’，或是‘少小离家’，或是‘月落乌啼’，只要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就总是那么吟法，就是音高略有上下，总是大同小异，在音乐上看起来，可以算是同一个调的各种花样（variations）。”

而用方言吟诵更是清朝以来才形成的“传统”，根据明朝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记载，明朝上流社会的读书人都是说官话的，只有不识字的贩夫走卒才使用方言。

但是今天各地的吟诵却普遍使用当地方言。仍以赵元任为例，他的回忆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出生在天津，说的是官话，但不会用官话读文言文。我的家乡在吴方言区西部边界的常州，它靠近官话方言区的南界。以前我会说常州话，但不会用常州话读文言文。九、十岁上回到家乡，开始读书、念文言文。我的老师是常州人，他怎样教，我就怎样读。所以，我虽然会说官话，却只会用常州话读文言文和吟诗。”

但即便是这样的吟诵，在当下也已属难能可贵。由于吟诵被神秘化和高雅化，不少本不会吟诵的“大师”对其趋之若鹜，于是各种新创吟诵层出不穷：如文怀沙的“啸叫式吟诵”竟被不少人追捧，公开宣称不会常州话的周有光也成了常州吟诵的代表人物，甚至有“文化学者”以子虚乌有的“国子监官韵”吟诗。

然而吟诵诗词毕竟是“国学大师”的事，而对绝大多数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来说，每天登录 Bilibili 视频网站，观看各式各样的“鬼畜”视频可能才是他们觉得更加重要的事情吧。

羊年是山羊年还是绵羊年：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

很多英语世界的编辑都对中国的生肖有点烦——比如羊年到底应该是 Year of Goat（山羊年）还是 Year of Sheep（绵羊年）？于中国人而言，羊是山羊还是绵羊在文字上没有区别，但英文可就不同了，甚至连 Ram（公羊）也能冒出来添乱，以至于讲求政治正确的《纽约日报》不得不用最保险也最笨的 Year of Any Ruminant Horned Animal（任何有角反刍动物年）这等奇招了。

南传山羊派

生肖在中国历法系统中和地支关系紧密。众所周知，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存在对应关系，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与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一一对应。

传统认为生肖和地支的对应关系建立于东汉时期，和北族的影响有关，如清朝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

但1975 年湖北云梦县出土的墓葬秦简中出现了新的线索——出土秦简《日书》中有题为《盗者》的一章书简，主体内容为对盗者形貌的卜辞：“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午，鹿也，盗者长颈小胻，其身不全。未，马也，盗长须耳……戌，老羊也，盗者赤色……”

生肖在中国史料中的初次露面如此诡异，竟是用来占卜盗墓，这说明当年的生肖形象应该好不到哪里去，至少和现在的吉祥象征相去甚远。此外，秦简中“午”对应鹿，“未”对应马，“戌”对应羊，和现今的午马、未羊、戌狗不尽相同。但是这份珍贵的资料说明至迟在秦朝，生肖的雏形已经闪亮登场了。

只是云梦秦简其实也未必反映出了中国生肖最早的源头。事实上，地支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早期的动物纪年形式。

地支起源非常早，商朝的甲骨文中即有用例，如“乙亥卜”“壬寅卜”等等，不过主要用于纪日。由于年代久远，地支的含义已经难以追溯，郑张尚芳认为地支乃是表示一日中太阳运行的规律，欧美学者罗杰瑞和 Michel Ferlus 则发现部分地支可以和东南亚的南亚语系中的动物联系起来。

所谓南亚语系，主要包括柬埔寨的高棉语，缅甸和泰国的孟人语以及越南语。史前南亚语系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后来随着汉人、缅人、泰人乃至一定程度上汉化了的越南人等的不断挤压，南亚语系的地盘越来越小，现在已经龟缩于中南半岛一隅了。

学者发现上古汉语丑（nruʔ）、午（m.qʰˤaʔ）、未（mət-s）的读音和古南亚语水牛（c.luː）、马（m.ŋəː ˀ）、山羊（m-ɓɛː ˀ）相当接近，因此推测地支可能本就是用来表示动物，经由上古时期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南亚人借入汉语，后来由于中国人忘记了其词源才又附会上了对应的动物。

目前中南半岛各主要族群的生肖多在历史时期受到过中国生肖的影响，甚至有整套生肖名称都是借来的，但是这些语言中对应羊年的仍然多是山羊，如越南语Mùi（未）年的代表动物是 Dê（山羊），泰国和柬埔寨生肖中未年的代表动物也都是山羊。东南亚气候湿热，树木茂密，确实更加适合山羊生存。如果生肖真是起源于东南亚的话，那么 Year of Goat 派似乎能稳操胜券了？

北传绵羊派

不过山羊派如果想就此庆祝胜利，可能有点早。把羊年论证为山羊年过程复杂使人如坠雾里，逻辑链条也并不算十分严密。何况现代中南半岛各国使用的生肖往往有后来引进或模仿中国生肖/地支的元素，就算源头真是在南亚语言，经过几番倒手，也未必还是原装货了。

况且支持羊年应该是绵羊年的证据也为数不少。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日语和朝鲜语中，羊年的代表动物分别是ひつじ和양。日语和朝鲜语同英语类似，并没有像汉语一样统摄“羊”的词，都是对山羊和绵羊加以区分，日语山羊为ヤギ，绵羊为ひつじ；朝鲜语山羊为염소，绵羊为양。由此看来，日本人和朝鲜人/韩国人都毫不含糊地支持绵羊派。

只是日本和朝鲜的生肖也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的舶来品，拿来充数未免显得说服力有些薄弱，要想找到山羊年还是绵羊年的答案，最好还得看其他所用生肖并非中国生肖直系后代的民族。

前文提到早在清朝，就有人认为生肖其实乃是北族产物。中国历史上的北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等，而北族中使用生肖纪年的情况相当普遍。

关于匈奴的资料相当稀少，但鲜卑人则已经可以确定采用了生肖纪年。《周书·晋荡公护传》中记载宇文护的母亲曾给他写信，提到了“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宇文什肥）属鼠，次者（宇文导）属兔，汝身属蛇”。

史料中留下了更多关于突厥和回鹘使用生肖的记录。《新唐书·黠戛斯传》中记载黠戛斯人“谓岁首为茂师哀，以三哀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黠戛斯就是吉尔吉斯/柯尔克孜（Qïrɣïz）的古译，自是广义突厥民族的一支，据法国学者沙畹考证，“茂师”就是 muz（冰），“哀”就是 ay（月），说明黠戛斯确实是突厥语民族。

除了汉籍中只言片语的记录，突厥碑文更提供了突厥人使用生肖的直接证据。例如，刻写于8 世纪的《毗伽可汗碑》上便有羊年、猴年、猪年、兔年。《磨延啜碑》中更是有“我于鸡年让粟特人、汉人在色椤格河流域建设了富贵城”的记载。根据碑文复原，古代突厥的十二生肖分别为 küski、ud、bars、tawïšqan、luu、yïlan、yont、qoñ、bičin、taɣïqu、ït、tonɣuz，整体上和中国的十二生肖一一对应，只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一种虚幻动物龙采用了汉语借音 luu，西部的突厥语则借用梵语词नाग/nāgá（那伽）表示。这套突厥生肖生命力相当顽强，至今不少突厥民族仍有极为相近的生肖系统，如哈萨克生肖与之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把其中的龙替换成蜗牛而已。

关于突厥十二生肖的起源，喀什葛里所撰《突厥语大辞典》中是这样记载的：“可汗计算某次战争发生的年代出错，因此提议设置纪年法，获得部众支持。他们遂驱赶动物下伊犁河，其中有十二种动物游过了河，因此以十二种动物渡河的先后顺序确定了十二生肖。”

但这个故事和汉族中流传的生肖赛跑故事同质性非常高，有可能只是生肖赛跑故事的翻版而已，加上对汉语“龙”的借用，突厥生肖恐怕仍然受到了中国生肖的不小影响。

不过突厥生肖对山羊绵羊的区分仍有独特价值，作为游牧民族，突厥语对牲畜的划分相当细致，自然不会像惯于农耕的汉族那样对山羊、绵羊稀里糊涂地分不清楚。而古突厥语羊年用qoñ 则明确说明他们概念中羊年是绵羊年，而非山羊年，如果是山羊的话，那可就得用 äčkü 了。

至于北族中的后起之秀蒙古，在生肖上则延续了北族一贯的传统，并没有太大的更动。在蒙古语中，羊年是qoni，仍然为绵羊，和山羊 imaɣa 没有关系。

中国人站在哪边

目前看来，南传山羊派和北传绵羊派似乎战至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厘清sheep 还是 goat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理论上最好的方法是直接探寻十二生肖最老最老的老祖宗，看看原版十二生肖是什么样。

可惜十二生肖的来源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东南亚起源说证据稍显薄弱，至于北族似乎更像十二生肖的传播者而非创始者。有人声言十二生肖源自印度，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根据是古印度神话《阿婆缚纱》记载十二生肖原是十二神祇座下的十二神兽：“招杜罗神将驾鼠，毗羯罗神将驾牛……直达罗神将驾猪。”而更有如郭沫若等人直称十二生肖的始创者为记数系统为十二进制的古巴比伦人。

人们将探寻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后才发现十二生肖分布范围竟从东南亚、东亚一直延伸到中亚乃至东欧，要找出确切的源头可能相当困难。此路不通的情况下，汉语和它的近亲语言们透露出的信息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印度

地支

汉

藏

突厥—回鹘

mantilya

子

鼠

byi-ba

sïčγan

govrsa

丑

牛

glang

ud

vyaghra

寅

虎

stag

bars

sasa

卯

兔

yos

tawïšγan

naga

辰

龙

'brug

luu

jantunah

巳

蛇

sbrul

yïlan

asva

午

马

rta

yont

pasu

未

羊

lug

qoyn

markata

申

猴

spre'u

bičin

kukkuta

酉

鸡

bya

toqïγu

svana

戌

狗

khyi

it

sukara

亥

猪

phag

tonguz

金文“羊”，带着大大的卷角，毫无疑问是绵羊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藏族也用十二生肖，其中羊年以ལུག（lug）表示，这个词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绵羊，有学者认为可以和汉字羭对应。同属汉藏系统的凉山彝族也是明确用表示绵羊的ꑿ（yo）指代羊年的。

更为重要的是比起山羊，上古的中国人似乎对绵羊更加熟悉。甲骨文中“羊”字的角是弯曲的，金文中更是有相当夸张的卷角形状，著名的青铜器四羊方尊、三羊尊中的羊也显然是绵羊的造型。从语言的角度上看，汉语羊在汉藏语系中的对应同源词也主要是绵羊而非山羊。

由此看来羊最早更可能指绵羊，但在现代语境中，羊年到底是Year of Goat 还是 Year of Sheep，恐怕要看使用者是支持南派的山羊还是北派的绵羊了。

沐猴而冠的只能是矮小的母猴“马骝”是什么东西

看马戏是中国人热衷的娱乐活动，不过虽说是“马戏”，但马戏团很少有以“马”作为主角的，相反，猴子才是所有马戏团必不可少的配置。相对马而言，猴子虽然调皮，但是领悟力高、占用空间少、喂养成本还低，不少耍猴人甚至可以以个体经营的方式耍猴。

很不公平的是，厥功甚伟的猴子竟然被马抢了风头，“猴戏”被叫成了“马戏”，不过猴子们也不必过于沮丧。

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称之为“猴”的这种的哺乳动物，江浙地区也将其称为“猢狲”（或其变音“活狲”）。但在遥远的岭南，猴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马骝”，猴子们大可把马戏歪解为“马骝戏”，这么一来主角就还是自己。可是马骝这个怪名的由来却不免让人疑惑。

现在的广东在历史上居住着大量讲侗台语的壮人、俚人，因此粤语中不乏来自壮语的词汇。北方说的荸荠在广州被称作“马蹄”。近年随着广式甜品饮料凉茶在全国范围内风行，马蹄之名也为很多两广之外的人所熟知。

关于马蹄的得名，有说法是因为荸荠形似马蹄，这纯属无稽之谈，凡是见过荸荠的人都应该觉得要把这东西和马蹄联想在一起需要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在福建的闽南地区，荸荠实际上被称作“马荠”，这更说明形似马蹄说不可信。

这种称法和或许与百越先民有莫大的关系。今天的壮语把“果”称作 maak，而壮语普遍把修饰成分放在中心语后，于是李子就是 maak man，桃子是 maak taau，梨是 maak lai，龙眼是 maak ngaan，葡萄是 maak it，橘子是 maak kaam。

所以广东福建的马蹄和马荠相当有可能是某种果的意思，马蹄的蹄可能是地的意思，荠则像汉语自己的词语，马蹄为“地果”。这种命名法颇似上海的“地梨”，虽然两地现在都说汉语，不过先民的语言仍然在其中留下了痕迹。

可惜马骝的情况与此不同，因为马骝不似马蹄马荠有较为可信的壮语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马骝这个词的分布并不限于南方，而是一个通行大江南北的词汇。

宋朝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写道“北人谚语曰胡孙为马流”，所谓“马流”，自然跟马骝是一个词的两种写法。同样，“胡孙”自然也就是猢狲。可是饶有趣味的是，在赵彦卫看来，马流非但不是岭南的特色词汇，反而是“北人谚语”。《西游记》中马流也有出场——除了泼猴之外，第十五回孙悟空还被菩萨娘娘大骂为：“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自然，马流和赤尻都是猴子的意思。另外，从《西游记》文本的语言特征来看，无论作者是不是吴承恩，他都不会是岭南人。

猴也是个外来词？

上古典籍中的猴并不常见，单独出现的情况更是难觅踪影。《诗经》里面曾提到猴子，但是出现的字为“猱”，见于《诗经·小雅·角弓》第六章“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微猷，小人与属”中，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的注解为：“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老者为玃，长臂者为猿，猿之白腰者为獑胡，獑胡猿骏捷于猕猴，其鸣噭噭而悲。”

对现今的中国人来说，猱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生僻字，比猴罕见得多，中古以降，猴一直是该种动物较常用的名字。但奇怪的是，汉语亲属语言中能和猴对上的很少，反倒是猱有大把的“亲戚”。

猱在中古和现代汉语声母都是n，但是它的声旁却是“矛”，因此上古汉语中这个字读音为 ml'uu。这个词历史极为悠久，在商朝甲骨文中即出现了“夒”，形状近似猴子的侧面。此外，“獶”也是猱的另一种上古写法，《礼记》中有“獶杂子女”。

甲骨文中部分“夒”字字形，后为《甲骨文合集》或《甲骨文献集成》著录相关卜辞的编号

缅文中猴为myauk，彝语则是 a nyu，西夏语用摩来对音，都说明了这个词是古老的汉藏语系同源词，而“马骝”则不过是这个词的一种缓读形式而已。上古以后猱本身渐渐退出口语，但留下了“马”这个残迹。不明就里的后人有“猴可御马，故称马留”等说法，其实和马蹄一样，都属望文生义。

有意思的是，后来马流的意思还扩大了，东晋时人俞益期说：“马文渊立两桐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桐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多华同。尽管名义上是因流寓又姓马才被叫作马流，实则大抵和东南亚人的绰号“马来猴子”差不多性质。

沐猴而冠的都是母猴

上古时期猴不太单独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上古时期没有猴这个字，只是猴一般要和其他字结伴出现。

《说文解字》中，多有以母猴来解其他表示猴子的字的做法，玃、夒、禺等字都被解作母猴。《韩非子》中，燕王被一个卫人以“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的神技欺骗，而《吕氏春秋》中则有如下总结：“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

猴子当然不可能都是母的，在荆棘末端雕只猴子更不必强调非要是母的，因为母猴并不比公猴更加像人，所以这里母猴并不是指母的猴子，而是指这个物种本身。

母猴又有猕猴、沐猴的写法。这些写法的出现都很早，《楚辞·招隐士》中就有“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史记·项羽本纪》更是有著名的“沐猴而冠”的故事。

综合来看，不管是母、猕、沐，应该都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头。只是后来语言发生了进一步的演化，词头终于被丢掉，“猴”也就粉墨登场了。

另有一个表示猴子的词“禺”则是从母猴分化出的不同变体。上古汉语中猴为 goo，禺则是 ngo，差别并不大，而且后者很可能是受到 m 词头的作用，声母鼻音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通语中的猴子为“胡孙”，马流是作为和通用的胡孙相对的方言词汇出现的。胡孙实际就是猴孙，有时也作“王孙”。唐朝大文人柳宗元还曾经专门作《憎王孙文》历数猴子品行之恶劣，甚至发出“然则物之甚可憎，莫王孙若也”的感慨。

猿和猴是什么关系

汉语中有犬、狗之分，一般认为其区别在于，犬大狗小。从上古汉语的语音来看，狗为koo’，犬为 khween，表示小马的“驹”则是 ko，韵母也为 o，同属所谓上古汉语的侯部。

很巧的是，“猴”也是一个这样的词，以 g 为声母，oo 为韵母，不得不让人生疑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指小的词汇。

假使“猴”真的指小猴的话，那大猴要怎么说呢？凑巧的是，汉语中还真有一个和猴语音结构较为相似，又指大型动物的词——“猿”。

猿在汉语亲属语言中出现频率远不如猱，但也并非全然不见，景颇语中猴为woi/we，西夏语中则有 wjị，皆似汉语的猿。

而在汉语自身当中，猿出现得也相当早。《山海经》里就有“发爽之山，无草木，多水，多白猿”，《吕氏春秋》中则有著名的神射手养由基射白猿的故事。此外，猿有时也以“蝯”“猨”的字形出现。

现代生物学里猿和猴分得相当清楚，类人猿包括长臂猿、红猩猩、倭黑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相比猴子，猿跟人在进化上更加接近，而且都没有尾巴，古人对此则主要靠大小来区分。《玉篇》对猿的定义是“似猕猴而大，能啸”。中国历史上的猿主要是长臂猿，相对大猩猩黑猩猩之流也确实更像猕猴。

只是猿比猴要幸运得多，在中国人细数猴各种顽劣品行的同时，猿作为长寿灵兽则多被嘉许，猿的叫声也被认为是“哀鸣清绝”。三峡猿鸣更是诗词讴歌的对象，如“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往往会被赋予人性，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各有一则小猿被抓，母猿哀号许久，最后肝肠寸断而死的故事。当然作为灵兽，故事中害死了猿的人下场也不会好，《搜神记》中的恶人“未半年，其家疫病，灭门”，《世说新语》里当事人也因此事被罢黜。

可惜的是，中古以后通人性的猿由于对居住环境要求较高，导致其分布越来越窄，三峡猿鸣已成过往，猿也已经不为人所熟悉，和猴更是被混淆。明朝《三才图会》中猿甚至长了尾巴，充分说明猿在当时就已经近乎一种传说中的动物了。